佩科拉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翻开，展示给阿尔伯特：“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当天上午，大通银行的股价从85美元跌到31美元，您知道那天有多少人跳楼吗？”

        “这与我无关。”

        “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我知道，那天纽约的停尸房，收了十九具尸体，其中有三具，是从同一栋楼上跳下来的。”

        他放下文件，看着阿尔伯特：“您那四百万利润里，有没有可能，有他们的一分钱？如果你没赚那400万，他们当中或许有很多人是不是就不用死了？”

        阿尔伯特这次没有回答。

        佩科拉继续说：“您借了银行的钱，做空自己银行的股票，您赌的是银行会跌，银行跌了，您就赚了，银行跌了，那些把一辈子的积蓄存在大通银行的人，就亏了。”

        “您说，这是规则、这是市场、这是现实、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您对着上帝发誓，这真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阿尔伯特脸上那傲慢表情终于消失了。

        旁听席上，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回答。

        阿尔伯特沉默了很久，说道：“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遵守了法律、我遵守了规则、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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