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年十七,就读沪上教会中学。十月廿六晨,英文教师詹森仓皇入室:“日军炮火已越苏州河,国军……正退。”
散学时,流言已如疫。或云董镇岳旅全军覆没,或云亲见其胸中三弹被抬下。董起略冒雨奔霞飞路,泥泞污笔挺校服裤。
租界公寓内,母正理细软。见子,仅三字:“赴南京。”
“父何在?”
母手微顿,复叠旗袍入箱。窗外难民潮涌向车站。“汝父,军人也。”声静可怖,“军人惟二归:凯旋,或殉国。”
越三日,登汉口客轮。甲板人塞如罐,一伤兵裹血绷带,倚桅哼江北小调。董起略挤近,递半块硬饼。
“小哥何处人?”
“上海。”
伤兵浊目骤亮:“上海……好地方。我旅守四行仓库,八百众……”咳血溅绷带,“董旅长,真豪杰。末日,弹尽,提大刀立库门,唱《满江红》……”
“孰董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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