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厂外潮声如雷。沈葆桢提笔疾书，信中不请示船政，不问军饷，只写下一道几何题：“若自福州至伊犁，驿道六千里，烽燧传讯需三十日。今有电报之术，片刻可达。然则时空之距，当真缩短否？”

        此信与一份船厂新铸的“开花炮弹”图样，一并装入铁匣，六百里加急送往西北。

        左宗棠收到铁匣时，正在肃州大营部署进兵新疆。展开炮弹图样，他先是一怔，继而泪落——弹体铭文竟是林公遗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两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但这并非寻常铭文。诗句文字以西洋拼音字母与满文转写相杂，构成一种奇异的密码。左宗棠连夜召集通晓多族语言的幕僚，直到三更时分，一位曾游历欧罗巴的老译员惊呼：

        “这是坐标！喀什噶尔往西三百里，疏勒古城！”

        左宗棠推帐而出，但见大漠星河垂野。他想起林公帛书所言“镜海三叠”——第一叠是望远镜中的珠江，第二叠是舆图上的西域，第三叠何在？

        “制台，可要发兵搜寻？”副将请示。

        “不。”左宗棠遥望东南，“等沈幼丹的电报。”

        马尾船政学堂的夜课钟声里，沈葆桢收到了左宗棠的回信。信中无字，只画了一面三叠铜镜：第一镜照海，第二镜照沙，第三镜空白。

        学生窃语：“左帅何意？”

        沈葆桢沉默良久，突然取来林公遗留的蒸汽机模型，拧开气阀。蒸汽嘶鸣中，模型底部弹出一枚铜钥，上刻经纬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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