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十，福王朱常洵被押解至京。

        这位曾经权势滔天的亲王，如今身着囚衣，披枷带锁，步履蹒跚地走在午门外的御道上。沿途围观的百姓指指点点，有唾骂者，有叹息者，更多的则是冷眼旁观。

        乾清宫内，朱由检没有立即提审，而是先召见了三法司主官。

        “福王一案，证据可都齐备？”他问刑部尚书薛贞。

        “回皇上，铁证如山。”薛贞呈上厚厚一叠卷宗，“除红丸案、私铸兵器、私练兵丁外，还查出福王在河南强占民田三十万亩，致流民万余；勾结晋商走私禁物；贿赂朝中官员二十七人……这是名录。”

        朱由检接过名录扫了一眼，心中冷笑。名单上的官员，大多是万历、泰昌两朝的老臣，如今或已致仕，或在闲职。

        “这些人，该怎么处理？”

        “按律，受贿千两以上者，革职流放；三千两以上，斩；五千两以上，斩立决。”薛贞道，“名录中，有六人受贿过五千两。”

        “那就依法办理。”朱由检淡淡道，“不过，先审福王。朕要亲自听他说说，为何要造反。”

        午时三刻，福王被押至乾清宫前殿。

        朱由检坐在御座上，看着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叔父。朱常洵六十出头，虽在狱中数日，略显憔悴，但眉宇间仍有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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