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召来副将赵率教：“你立即回京一趟，面见皇上，呈上两条建议：第一，请科学院研制威力更大的开花弹，最好能穿透盾车；第二，请工部加快铁轨铺设，年底前一定要通至锦州。有了铁轨，我军机动更快，补给更易。”

        “末将领命！”

        当夜，熊廷弼在灯下写奏章。除了军务，他还提了一条看似不相干的建议：请朝廷在辽东试行“军屯新政”——裁撤卫所，将卫所田分给无地军户，每户授田三十亩，免赋三年，条件是每户需出一丁加入新军，农时耕作，闲时训练。

        “如此一来，”他写道，“军户有恒产，必死战；新军有根基，必稳固。且辽东地广人稀，军屯可实边，可产粮，可固防，一举三得。”

        写罢，命人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

        五月初一，海疆泉州港。

        郑芝龙站在新建的“海事总局”楼顶，看着港口内停泊的近百艘商船。这些船悬挂着不同旗帜——大明的日月旗、葡萄牙的十字旗、甚至还有几艘悬挂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VOC旗。自朝廷颁布《海贸新章》后，泉州、广州、宁波三港对外开放，各国商船纷至沓来。

        “将军，”杨耿上楼禀报，“荷兰谈判代表范·德林登到了，在议事厅等候。”

        郑芝龙点头，整了整官袍。他如今是靖海公、海事总督，代表着大明海疆的威严。

        议事厅内，范·德林登一身黑色礼服，神情拘谨。自南海战败被俘，他在京师软禁三月，如今被派来泉州谈判，姿态已低了许多。

        “范先生，请坐。”郑芝龙在主位坐下，开门见山，“贵国总督的回信，本将军已看过。同意退出台湾、澎湖，同意赔偿二十万两，同意按《南海通商章程》纳税。但有一条——租借平户岛，不行。”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