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此言差矣！”杜如晦出列反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军械、粮草、驿传，乃军之命脉，岂可分散管理，贻误战机？去岁河东之战，便有军械不济、情报迟缓之弊！今突厥大兵压境，正需一强力机构，统筹后勤，打破部司藩篱，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北边军需筹备使司’乃临时应急之设，事毕即撤，何来‘尾大不掉’之忧？至于权责，自可明定章程，使其专司协调、核查、催办之责，具体事务仍归原有部司执行，何来‘滞碍’？”

        房玄龄亦道：“太子殿下所虑制衡，乃治国常理。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突厥铁骑，来去如风，若我朝应对仍按部就班，各部司公文往来，州县层层禀报，恐未及决议，敌骑已破关而入。设立临时使司，正在于打通关节，提高效率，集全国之力，保北境平安。此乃权宜之计，利大于弊。”

        双方各执一词，朝堂之上争论渐起。支持秦王者，多言“效率”、“集中”、“应急”；支持太子者，则强调“制衡”、“法度”、“稳妥”。

        李渊高坐御案之后，静听双方辩论，手指轻叩扶手，面露沉吟。他既知突厥威胁实，需要有力应对，又对儿子们尤其是功高震主的秦王心存防范。太子的提议，更符合他平衡权力的习惯。

        此时，杨军出列了。他官职尚不足以在此时发言，但他是兵部侍郎，且条陈数据出自他手，皇帝先前已有注目。

        “陛下，臣兵部侍郎杨军，有本奏。”杨军声音清朗，在一片争论中显得尤为突出。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这个新任的年轻侍郎身上。李渊看了他一眼：“准奏。”

        “谢陛下。”杨军躬身，然后直起身，目光平静地扫过殿中诸臣，“适才诸位所言，皆是为国筹谋。然臣以为，此次北备，关键在于一个‘实’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械乃将士之手足，驿传乃军情之耳目。手中无利刃，耳目不聪，纵有良将雄兵，亦难发挥全力。”

        他顿了顿，拿起手中另一份文书：“此为臣奉殷尚书之命，连夜核查的北边七州十一库军械粗略数据及预估缺口。箭矢一项，若战事骤起，前沿库存仅能支撑月余。而将作监及诸军器监，即便全力转产，月供亦有上限。原料采购、工匠调配、质量把控、运输分配，环环相扣，皆需高效协调。若无专司统筹，由兵部、将作监、少府监、民部、地方州县各自对接，公文往返至少旬日，遇事推诿更耗时日。突厥，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

        他将具体数据当庭报出几个关键数字，清晰有力。“北边军需筹备使司”，并非要取代原有部司，而是作为一个“协调中枢”和“监督执行”机构，依据明确的需求数据（由兵部、前线提供）和产能数据（由将作监等提供），制定调配计划，核定质量标准，并督促各部司、各地方按计划、按标准执行。其本身不直接经手钱粮物资，重在“计划、核查、催办”，并向陛下及政事堂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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