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深有同感，秦如义说他家每到小麦还没下来的时候就快揭不开锅了，父母虽然心里急得没有办法，但从不在他们跟前说，有一次他中午下学后割猪草，路过玉米地，看着碧绿的细细的玉米棒子，就剥开叶子，里面的玉米才长出来了，白白的，小小的，就那么生的就吸吮起来，有些甜，但更多是那么生淀粉的颗粒感。看无人发现，也是肚子还饿着，就又吸了两穗。然后，也是越来越胆大，悄悄地颁下了几穗玉米，放到了口袋的中间，塞到了猪草的中间，这样从口袋外面是看不到玉米的。

        “你知道，当时村里的巡逻护田的，特别有权，就象现在的派出所，不，比派出所随便任性，可以捆人，可以打人，可以审讯人，可以把人关起来，可以断案子。我当时特别害怕，当时太阳正火，四下也无人，一路上，心跳得咚咚的，好不容易安全到家，我连猪草带玉米倒在地上时，我妈害怕得把门关上，把我按在床上打了一顿，警告我没有下回了，我知道她是怕我落到巡逻的手里，他们下手没有轻重。你知道，那时的玉米棒子，还没长成，一按就一泡水，但是就是那几棵玉米，让我们家撑了一个礼拜，我妈拿擦子恨不得连玉米芯都擦到锅里。”

        秦如义说，“那时也真是饿急了，竟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丢人的事。”

        秦如义对几个年轻人笑笑，“让年轻人笑话了。”

        秦如义问，“你们几个年轻人，有几个是从小就在村里长大的？”

        年轻人们都摇摇头。“那你们都在城里有房子？”

        一个摇头，说是从外县考进来的，新房父母给买了，还没装修好，租着金河湾的房子呢。

        秦如义说，“现在的年轻人好福气。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机关上分配的年轻人，十个有九个是村里来的，在城里都没有住的地方，那时候，机关上都有为新来的年轻人准备的宿舍，政府大院里是集体宿舍，男宿舍女宿舍住得满满的，结婚了的搬走，新来的就糕点上了，吃饭一起在机关的食堂吃，下了班没事干就混在一起聊天打扑克，很多就找成了对象。”

        王守仁说，“是不是你和你老婆就在那时找成了对象？”

        借着酒色，秦如义的脸是红的，他莫名地看了一眼向红，又躲闪了一下，点头说是的，“那时我挣九十二块钱，每月除了留下伙食费外，全部都要交到家里，我父亲当时是肺结核，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病了，但当时他就是这个病，咳血，干瘦，没有力气，什么也不能干。我还有个弟弟才考上中专，也是指着我的工资供上学，父亲药需要常服，隔一段时间还要输液，上班后，我知道了药材公司批发药便宜，就经常到药材公司批发，然后拿回去让村里的医生输，给人家一点手续费。机关食堂的饭，早晨五毛，中午一元，晚饭也是五毛，一天就要两元钱，一个月按二十二天算也要四十元钱，我不敢天天吃食堂，一毛钱一个馒头，我买四个，把两顿饭省了，每天就能省出六毛钱给家里。就这样，我每个月的钱还是接不上。

        有一回，回家的路上，自行车胎破了，推着走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村，遇到了一个修车的，我身上竟掏不出五毛钱的补胎费，可不补不行，路很远的。眼看着胎补好了，我就蹲在修车摊对面的路沿石上，磨磨蹭蹭，抓耳挠腮，东看一下西看一下，就是不敢看修车的老头，生怕他说修好了，让交钱。那时电话没有，才参加工作，又在一个村边，遇上一个认识的人真是难上加难，只想让修车的慢点修好，好象慢点就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但怕什么来什么，修车的师傅喊着我，喊一声我装着没听见，喊三声总不能再装下去了吧。修车的师傅后来干脆喊，小伙子，骑车来，补胎钱有人出啦。你知道当时修车师傅那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他把我心底东掩西藏的那点心思都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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