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是边境不靖，北方有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虏，一国之君居然成为蒙古人的阶下囚；沿海地区，又倭寇为患，不得已之下，朝廷开始实行海禁，一度繁荣的海运输渐告衰落……

        流民越来越多，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朝廷疲于应付，财政支出越来越巨，由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造成朝廷财政非常困难，政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没办法，只得一步步加重赋税和徭役。

        原来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使得农民的负担以前增加了三倍。

        这个时候再加税，无异于饮鸩止渴，虽能解一时之渴，却会危及生命，不过朝廷的统治者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到了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于南直隶、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叫作“提编”；以后又陆续出台了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等加派的名目……

        豪绅士族有特权免赋免役，贫苦农民的生活愈发痛苦，流民更多，起义更繁，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明朝的盛世，繁华而短暂

        在此起彼伏的起义，至嘉靖末年，盛极一时的明帝国，已如风柳絮，飘摇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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