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辽东的军队实行卫所制，设总兵官一员，协守或分守副总兵一员，其下有参将、游击、守备、备御等武将若干。据《明史·兵志》记载，卫所建制不同，一个卫的驻军大体上五千人上下，一个所的驻军大体上一千人上下，下面还有百户（一百人上下），再下面是总旗（五十人左右），再下面是小旗（十人）左右，组成了一个严密而有序的整体。在辽东镇担任总兵时间最长、战功最为卓著的当数李成梁，李成梁前后守辽三十年，他的守辽方略也直接影响着整个辽东的格局变化。

        养虎为患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在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下，名将李成梁以七十五岁高龄再次出任辽东总兵，这一去又是八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李成梁决定放弃毗邻建州女真的宽甸六堡所辖区域，使得六堡成为孤城。早在万历元年，由于建州女真不断侵犯，明朝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除继续修筑辽东边墙外，还采纳了李成梁、汪道昆的建议，开始修筑宽甸六堡。

        宽甸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邻建州，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放弃六堡区域可以说是李成梁守辽期间所犯的一个最严重的决策失误，也使得明朝在这一地区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废于一旦。当时众多边民留恋故土不愿内迁，李成梁便动用武力驱赶边民。放弃宽奠，可以说是明朝主动放弃了辽东的一个重要屏障；此消彼涨之下，努尔哈赤的势力因此再次得到发展壮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出镇辽东三十年，身经百战的李成梁为何会主动将宽甸六堡及其所辖区域主动让给正在崛起中的建州女真，阅人无数的李成梁难道看不出努尔哈赤的雄心壮志吗？

        需要看到的是，此时的李成梁已不复当年“英毅骁健”之勇，年迈气傲的他治军乏术，已无力重振当年军威；加上此时的辽东局势与他去职前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努尔哈赤不仅统一了建州女真，还在一步步蚕食海西女真，力量不断壮大，想要继续以武力征讨各族已无可能。因此李成梁决定改变策略，在边事上以安抚为主，尽量避免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在此期间边事一直较为“平稳”，李成梁的抚绥策略也被时人称为“养寇”。

        还需注意到的一点是，李成梁与努尔哈赤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努尔哈赤的祖父两代人都死于李成梁属下之手，觉昌安、塔克世死时，努尔哈赤曾抱着李成梁的马请李成梁把自己也杀了。也许是觉得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可怜，也许是觉得属下误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觉得愧疚，李成梁便没有杀努尔哈赤，而是把他留在身边，像养子一样出入相随。

        此后，努尔哈赤的弟弟速尔哈齐还把女儿嫁给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为妾，李如柏当了辽东总兵官之后，辽东便流行歌谣：“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后来在萨尔浒大战中，明军四路出战，三路丧师，唯李如柏一路独存，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怀疑，李如柏因而畏惧自杀。

        公平的讲，李成梁亦有功有过，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为明朝在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也飞扬跋扈私吞财货，晚年更是接连犯下战略错误，想通过扶持努尔哈赤来稳定辽东局势，结果却是养虎为患。

        李成梁死后一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三年后，公开以“七大恨”为由公然反明，这些事实证明李成梁在第二次出镇辽东期间既没有脚踏实地的为朝廷整顿防务练兵备战，也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努尔哈赤的壮大，这也成为此后明朝辽东边事步步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万历援朝之役最终没能把丰臣秀吉赶回日本，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不断崛起努尔哈赤势必成为日本进一步向东亚腹地扩张的强劲对手，当努尔哈赤遇到丰臣秀吉，之后的一切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当然，假设只是假设，历史的车轮还在继续向前转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不久，一场罕见的水灾席卷辽东，使得后金国内陷入严重的饥荒和疫病之中。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一个英武雄伟的君主，究竟会采取什么办法来化解这场灾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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