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太行山山脚下，扼着进入这段太行山唯一的一条路，山上的叫我们山下的，山下的却认为我们是山上的。到了家，一家子都在。一一寒暄过，急忙去看爷爷。不想却被爷爷打发出来，倒是留下了胜虎，一对仇人在我父亲的主持下，进行着一场亲密的会晤。

        我无聊的蹲在村口的土墙上，跟表弟抽着烟。表弟是二叔的独子，是个警察，据说一个能揍十个——但他没揍过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远处，桂子赶着一群羊过来。据说，放羊只是他在家时的副业，他的主业是一项连星星都见不得的买卖。我们幼时交好，他看见我，忙把羊铲往地上一插，跑过来蹲在我们旁边。

        表弟笑道：“放羊的铲都撂了！一会跑了羊我们可不管。”

        桂子哈哈一笑：“跑？在咱这村跑个把人平常，牲口能跑了？”随后头向羊群点了点，“走的时候你俩一人杀只羊带走。”

        闲聊一会，约好了晚上去他家喝酒，桂子扛了羊铲，打几声呼哨，赶着羊群走了。

        小时候脑袋一挨到枕头，我就能听见火车的声音。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我家附近有条繁忙的铁路。可是再长大一点，我发现离我家最近的铁路也在100多公里外。从常识上来讲，我不可能听到任何火车的声音。

        既然违背了常识，那这自然就是一种病。

        我去了很多家医院，见了很多的医生。靠谱点的医生说我这是耳鸣，或者是偏头痛之类；儿童心理方面的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其中一个还怀疑我根本没有病，声称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引起家人的重视；更有些不靠谱的，说我这是肠胃疾病，可能是生蛔虫引起的。

        我本人觉得看不看医生无所谓。甚至觉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是一件很拉风的事情。但我的父母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跟大家一样是好的，跟大家不一样肯定就是病，哪怕这个病人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舒服。

        后来，几经周折，我父母把我带到一家又小又黑的私人诊所。这诊所在一个不知名小镇最隐蔽的角落里。很多年后我还又去了一趟，终于看到了小时候不认识的那几个字：马记神医堂，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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