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发动战争时期，尚可以凭借新获得土地作为分配标的。然而对外战争结束后，土地的数量就成为了一个常量，再无增长而人口数量却始终是变量。从理论上说，只要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原有的土地制度迟早要破产。

        土地是有限的，而农用土地更加有限，这就造成了现实中的问题远比理论中的更复杂也更棘手。众所周知，公元前221年，六国的土地尽数被秦收入囊中，而原六国土地上的居民也都成了秦的子民，他们被统称为“黔首”。

        由于执行了秦的土地制度，基于原土地制度下的旧经济秩序顷刻间即灰飞烟灭，而新经济秩序的建立工作只是刚刚开始。彻底重建经济秩序，是项浩大的工程，不仅要投入人力物力，还需要时间。

        经济秩序与经济制度息息相关。若制度与现实不相吻合，执行中势必会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将直接导致建立经济新秩序的希望破灭。公元前216年，也就是秦帝国建国的五年之后，原有的授田制度土崩瓦解，新的土地制度变成了“名田”，即命百姓自报所占土地数量。

        改变土地制度的原因在于，按照授田制度，旧有的农用土地无法满足现有人口的需要，于是就需要开垦新的土地。而新土地以什么样的形式开垦，开垦后的使用权又归属何人，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

        “使黔首自实田”意味着政府不再按制度规定向黔首授田，黔首应占有的土地由他们自己去设法解决。政策潜在含义是允许农民自行垦荒，谁开垦谁就拥有土地使用权。而另一层含义则表示，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仍未改变，要依照土地实际数量征收税款。尽管这条政策并未公开宣布土地为私人合法所有，可这却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悄然打开了一条门缝。

        土地制度的仓促变更，使尚未建立起新秩序的经济环境再次遭到巨大冲击：制度颁布的当年，粮食的价格突飞猛进，bao涨至每石米高达一千六百钱。

        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粮食价格大体比较稳定，基本都围绕着每石三十钱这个价格基础波动，偶遇灾荒年，粮价虽有上涨，但也不至于如此离谱。粮价的波动如此剧烈，充分地表明社会对新制度的措手不及。而由此引发的社会恐慌和不安感，对经济环境产生破坏力的惊人程度更是叹为观止。

        我们甚至可以就此做出推断：由于政府对土地制度的更改，导致农用土地以及土地衍生品粮食，马上在绝大部分人眼中成为奇货。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利用这一契机哄抬物价，最终导致了粮价的突然bao涨。

        土地，这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源，是一切经济的载体，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都是安身立命之本。对于其制订政策制度，若不秉承着谨慎的态度，出现大的经济问题自是在所难免。秦统一六国后，对于过去的土地制度及政策并未做大的改变和调整，仅仅统一了各地田亩丈量制度，这于解决实际问题来看是远远不够的。六国旧址上，人口密度迥异，地区经济形式差异巨大，盲目执行秦制定于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可以说既罔顾现实又缺乏前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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