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解是：首先，所有误认为“四书五经”是“教人顺从等级秩序，区别尊卑高下，安安心心地做统治者善良的臣民”的说法，都是没有真正阅读“四书五经”或者没有读懂的人才有的说法。

        这种说法的由来，是来自“道听途说”。孔子说：“道听途说，德之弃也。”五四之后的中国人，读经的人已经极少，甚至连《大学》，《中庸》都没有通读过，连《论语》二十篇中的一篇都没有通读过，更不用说“五经”了，在此情况下，五四对儒学的过激宣传的影响还存在着。所以，误解还在继续着。要消除误解，唯一的做法就是倡导读经。

        其次，一般人说读经“要有所取舍”，那么，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用凡人的思想作为标准而取舍圣人的思想？以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的标准去取舍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用利益为标准去取舍道义？恐怕都不应该吧？

        一头大象，本来是一个整体，但是，我们却要把大象的耳朵，牛的身体，老虎的尾巴，雄鹰的爪子割下来杂凑成一个“四不象”，这个“四不象”的东西究竟能不能生存都难说，更不用说能不能健康了。

        孔子说：“君子有四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之名与位，不是浪得虚名的，不畏圣人之言，受害者只能是自己。道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人要背道而驰，受害者只能是自己。

        12：关于儒家文化只是官方学问？

        儒学的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儒学本来就是平民之学，是王官之学下移民间的产物。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兴办私学，承担了上古三代文化承传的历史使命。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民间社会和政府，经过艰难地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兼收yi

        ya

        g，道，墨，法诸家学说的路线。

        这主要是因为儒家能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而又善于趋时更新，因革损益，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儒家思想比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满足了“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社会心理，其所主张与推行的伦理教化，虽在实际运作中要打不少折扣，但大体上还是与民众的要求，特别是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缩小贫富差距，端正人心，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

        用历史的眼光看，“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不一定都是负面的。这是对当时经济政治资源配制的相对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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