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高祖称臣”这件事情，往大了说，和将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样，可以凸显出自己在创立唐帝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国才得以脱离对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绝对的dulixi

        g。往小了说，则是讳疾忌医，借诬蔑老父“称臣突厥”，来掩饰自己即位初年与突厥“结盟”的那场“渭水之耻”（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来犯，太宗在渭水与之订立屈辱xi

        g盟约）。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国已经向突厥称臣，那么自己当年在渭水河畔，虽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称臣的耻辱来，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来规避走向“内圣”的各种障碍的手段。

        玄武门前浓重的血迹和随后对老父的幽禁，既举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道德难题。这个道德难题有两层含义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道德中的“正统”。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bao君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道德难题，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决这一难题。

        一方面这和李世民当日所面对的险恶局势有关，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残余势力仍然足够庞大，而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李建成旧部打出“诛篡逆，复正统”的旗号。另一方面，李世民所获得的舆论支持，主要来自儒家知识分子，他早年设立的文学馆，网罗了四方名流贤达，尤其是“十八学士”海内知名。为了换取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把持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须勉为其难地去解开这个道德难题。

        简而言之，解决这些道德难题，一开始动力并不是成为“内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

        所以，李世民处心积虑地大造社会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过是为了抹sha父亲作为创业之主的地位。同理，极力抹sha兄长李建成在创业过程中的功绩，也是为了证明他不够资格拥有这个帝国。论功行赏，这帝国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亲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摆着是占了自己的便宜。然后再在史书中伪造几条“高祖许诺以秦王为太子”之类的记载，“正统”问题也就算勉勉强强地解决了。

        而解决监禁父亲所带来的“孝悌”问题，李世民则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他诬蔑父亲多次有过丧心病狂的大屠sha的“劣迹”，甚至将兄长李建成也虚构成执行老父大屠sha政策的刽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想要用“仁”之大义来规避“孝”之小义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渊既然如此残bao不仁，那么，其反对者李世民强行接替他的权柄，虽属不孝，但却符合“仁德”，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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