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中国自清王朝开始的“治藏”，称为“接口”方式。那时高原自成一体，由当地统治者自行管理。中国对高原的管辖，是通过当地统治者的臣服，中国政府并不cha手具体事务，或即使cha手，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

        典型情况如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那是中国对高原拥有主权的一个主要象征。但当时设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

        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驻军，职责纯粹是军事xi

        g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正副驻藏大臣和手下很少几个文职人员去做。他们语言不通，交流要靠翻译。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拉萨，每年只有几次外出视察。

        可想而知，靠那样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管理上百万平方公里高原的实际能力。驻藏大臣只能做为清廷伸进高原的一个“接口”，与高原本地的统治者──达喇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

        清政府对高原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而只有高原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清政府才能间接地实现对高原的控制。

        在这种“接口”关系中，普通藏人“只知有达喇，不知有朝廷”，他们只服从当地统治者。而高原的统治者在有些时候，如清朝大军刚刚帮助其打退了侵略者，是可以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的。

        大多数时间，指望掌握着当地一切权力及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语言不通，人缘不熟，势单力孤的异族人唯命是从，则不切实际。

        所以，尽管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喇及葛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才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立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简称《二十九条章程》），将高原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于驻藏大臣之手，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于各省督抚者”之说。

        然而百余年后进藏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喇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高原僧众发放布施。

        达喇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仍然在抱怨“达喇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表面上，高原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yi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