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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期间，高原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族干部担任，在总共13个副主任当中，只有4个是高原族干部。1973年《高原日报》公布的高原五个地区（包括拉萨市）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高原族委员只占352。1975年，在高原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高原族只占23。

        对百姓来讲，借we

        ge之风实现的公社化使政权控制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连社员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

        1966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一千二百余户，到1975年，只剩下67户44。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也都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

        公社化遏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xi

        g，加上we

        ge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农牧民的生活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提高。根据当时的评估和统计，1980年，全高原有五十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的互助组时期，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高原一百八十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

        在高原进行拨乱反正是从时代开始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的舵轮握到自己手中后，不到一星期时间，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传达了愿意同达喇对话的信息，并在1979年3月在北京见了达喇喇嘛的代表。

        几天之后，提前释放了所有仍在服刑的“高原叛乱”参加者共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高原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31号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高原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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