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和要求也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党人的想象与美好愿望。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学者马良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xi

        g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xi

        g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都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可惜的是，尽管《十九信条》下的虚君共和制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制度设计，但它的到来却选择了一个极不恰当的时机。

        民国以后，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军阀也罢，甚至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无论打什么旗号，最终均可以归为一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使得中国一直在“治—乱”，“分权—集权”的怪圈中来回打转。正如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的，民国进入了一个“群氓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人的特权，却带来了更多人的特权，一个真皇帝被赶下了台，更多的军头，土皇帝们却迅速崛起，对老百姓的鱼rou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党人的理想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与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民国后长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先河。由于共和民主不是辛亥革命的主因，因而其不能成为革命之后经久实在的功绩，而宪政的制度化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国目录。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xi

        g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

        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蒋梦麟曾说，辛亥的革命使中国“获得新生，前途光辉灿烂”，但是，有幸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民们，在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内战频频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生活较之前清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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