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四年岁末，经过朝中君臣长达几个月的扯皮和拉锯式的争论之后，大宋朝廷正式发布了让各地厢军进行军垦的政令，由于这道政令中除了让厢军进行农垦之外，还有一些植树的内容，所以后世的史家将这道政令称为“植田令”，后世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植田令”是赵煦亲政后亲自做出的第一项对大宋影响深远的举措，是他摆脱朝臣束缚和太皇太后影响的开端。

        尽管在后世人看来，“植田令”的实施在解决大宋“冗兵”的问题上发挥了极大地作用。但他们不知道，“植田令”对赵煦而言，仅仅是个权宜之计，是和群臣妥协的产物。而且对“植田令”实行后，能否切实地减少朝廷的开支，会不会引起厢军的不满甚至反抗，不单朝廷里的衮衮诸公对此毫无把握，连赵煦自己都不敢说信心十足。事实上此时赵煦的心态更像是一个赌徒，当他亲笔书写那道圣旨的时候，其实抱着的是一种和群臣赌气的心态。不过有一点是赵煦可以肯定的，如果自己不这么做的话，大宋的未来就会和原来的时空里毫无二致，既然如此放手一搏又何妨。

        在“植田令”颁行之初，各地的厢军表面上是“谨遵圣旨”，可实际上个个处于观望状态。对各地的将领而言，他们也许一时之间还弄不懂朝廷颁下“植田令”，其真实目的何在，但“植田令”一旦实施，将改变厢军的现状，这一点他们是很清楚的。王安石的变法虽已废除不久，但厢军上下对当初朝廷颁布的裁兵法依旧记忆犹新，他们好不容易盼到朝廷废除了新法，可舒心的日子没过几年，朝廷如今却又弄出了新花样。“植田令”虽然没有像裁兵法那样，直接对厢军的粮饷动手，可却让他们去开荒种田。这让厢军上上下下，从将军到士卒一时都觉得难以接受。

        大宋传承至今已过百年，除了西北一地兵戈不断外，其余诸地早已久无战事。太平的日子过久了，厢军的日渐懈怠几乎可以说一种必然。大批厢军在平日里无所事事，连基本的战备训练都荒废了。那些身后有关系的厢军中人只在每月领饷的时候才去军营点卯，甚至有的人连粮饷都是由别人代领的，本人其实早就另谋高就，在做别的营生了。在这些人看来，粮饷是大宋官家的恩惠，不领白不领。

        对厢军的这些现状，领兵的将领们当然很清楚，但那些人在做这些勾当的时候，自然不会忘了对上上下下的打点，让他们得到些甜头。既然他们也有便宜可占，很多厢军中的中下层军官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现在朝廷一声令下，在册的厢军士兵就要去种地开荒，当农民去了，这些人的心里肯定极不乐意。

        对领军的将领来说，他们虽说不用和那些兵士一起去苦哈哈地垦荒种地，但朝廷的政令上已有明言：朝廷会定期派官吏巡视各地，检查军垦的落实情况，这倒也罢了，不过是多一番应酬而已。最要命的是，从军垦开始后的第二年，朝廷就不再拨付军粮，让厢军这么多人自给自足。这对将军们来说，朝廷无异于是从他们的饭碗里面抢食吃。

        各地厢军的形成都非一日之功，天长日久下来，湘军里兵士的名册早就纷繁复杂得很了。别说朝廷早就弄不清楚各地的厢军应该有多少人，实际上又是多少人。连各地领军的将军们心里对此也是半懂不懂的。虽说朝廷为杜绝军中的空饷之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派官员到各地核查厢军人数，但朝廷派下来的这些人都是文官出身，他们既不懂军队里的那些弯弯绕，也做不到真的到各个兵营、军寨去核查军士数量，通常是发现不了当中存在的猫腻的。即便在核查当中被发现实际士卒人数和兵册上所记载的相差甚远，将军们也有大把的理由可以打发朝廷派来的官员。如果实在掩盖不了了，就算朝廷降罪下来，至多也不过是罚俸、贬官而已，有道是财可通神，有钱财铺路，为他们保驾护航，这其中的风险就小之又小了。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就没出过什么大差错。就是仁宗年间包龙图在世的时候，他们也照样这么干。

        当然，当初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王宰相的态度强硬至极，这帮人知道再多的钱财也改变不了朝廷裁军的决心，此时露财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给自己招祸。他们这帮人的日子着实难过了几年。但熬过那段日子，等王安石被罢相之后，他们就又“外甥打灯笼——照旧”了。

        现在新君继位没几年，朝廷居然又要走王安石的老路了，厢军里上上下下对朝廷新近颁布的“植田令”充满了抵触的情绪。虽然如此，这帮武夫倒也并非个个都是鲁莽之辈，他们知道皇帝的圣旨已下，如果公然反对“植田令”就和造反差不多，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但让他们乖乖地从旨农垦，却又心有不甘。左右为难之下，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植田令”的态度是阴奉阳违，即只在表面上做做样子，实际上还是一切照旧。他们用这种态度来探朝廷的底，看看汴京城里的那帮老爷们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来实行“植田令”。如果发现这次朝廷推行“植田令”的力度和王安石变法差不多，到时再做补救也不算晚。

        厢军中只有少数人消息灵通，通过和朝中故旧的联络，知道“植田令”得以颁布的内幕，这些人知道，此次朝廷出台“植田令”，并不是哪位大臣的一力主张，而是真真正正地出自圣意，是皇帝亲自制定并提出的。连宰相大人亲自带头反对都没能阻止得了皇帝，因为和皇帝政见不一，宰相还差点被赶下台。甚至连太皇太后都只能挡得了一时，最终还是默认了“植田令”的颁布。

        知道这些内情的厢军将领可不认为自己能和宰相大人相提并论，既然连宰相和太皇太后这等身居高位的人都阻止不了“植田令”的出台，出于保全自己的官位考虑，他们不得不按照“植田令”的要求，带领所辖的厢军去准备开荒种地。但这些人敝帚自珍，没有将自己得知的这些内幕，告诉和他们同级的将领。所以在“植田令”刚刚下发到地方州县的时候，只有少数厢军为来年的开荒种田做了准备。

        还有一部分厢军的将领虽然不明内情，但他们所在州县的父母官比较清正，对朝廷交代下来的事情比较重视。大宋实行“以文御武”多年，武将在文官面前，早就抬不起头来了。在州郡地方官的监督下，他们也做了一些准备，当然由于心不甘情不愿，这些准备算不上充分。

        除了上述两拨人外，其他地方的厢军在接到朝廷下达的“植田令”后，大多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做做表面功夫，极为草率地地应付了事。

        “植田令”颁行天下后，驻扎在地方上的厢军大致就这三种态度，而这些情况，很快就被赵煦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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