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苏轼府邸

        贵为天子帝师的苏轼此时手中正拿着一封刚刚才拆开的信，这是刘挚专程派人从曹州送来的。从看完这封信开始，苏轼脸上的眉头就没有舒展过。刘挚在这封信上，把他到曹州后所查到关于厢军之变的内情写得十分清楚，没有一丝遗漏之处。除此之外，刘挚还在信上还特意写道，他在给苏轼写这封信的同时，也已经准备以公文的形式把他查到的曹州厢军生变的内情上奏给朝廷。只不过，刘挚在分别派人送信和公文的时候，耍了点心机，他让送公文的信使这一路上走得慢了点，而送信给苏轼的这位则快马加鞭，使出了吃奶的劲头往京城赶。如此这般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给苏轼的信比给朝廷的公文要早三天到达汴京。

        刘挚之所以会这么做，自然有他的目的在，他是想通过苏轼把厢军生变的内情尽早地禀奏给官家，好让赵煦能做好应对的准备。等那份公文到京的时候，吕大防等人肯定会比赵煦要早看到这份公文，如此一来，要是吕大防等人借机生事的话，如果赵煦事前毫不知情，就会变得很被动。但要是赵煦能提前知情的话，情况就会不同了，至少不会让人打个措手不及。

        苏轼在看完这封信之后，并没有选择马上动身进宫，他知道，如果现在把刘挚在信中所写的关于项寿之死的内情禀告给赵煦，这位皇帝学生肯定会垂询自己，应该采取何等措施，方能妥善地应对此事。在没有想好怎么回答之前，他不准备进宫求见赵煦。但这件事也拖不了多长时间，最迟明天，苏轼就得把此事上奏给赵煦。不然就枉费了刘挚的一番苦心安排。要是赵煦事后得知苏轼没有及时上奏，就算他身为帝师，恐怕也难逃被贬斥的命运。

        在得知曹州厢军之所以会生变，是由于士卒们对朝廷推行的“植田令”心生不满而引发的这一内情后，苏轼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赵煦一力主导推行的“植田令”在厢军中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么这道政令的本身是否存在不足之处，而现在厢军这种情形，朝廷是不是应该考虑收回“植田令”；二是如果真的像刘挚信上所写的那样，吕大防等人会借此机会生事的话，官家应当如何应对，才能确保完全。

        苏轼思虑良久，最终明确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植田令”本身并无不足，这次之所以会引发曹州厢军生变的后果，其中的原因，除了有人居心叵测地刻意挑拨外，就是厢军中的士卒懈怠已久，已经不堪朝廷调用了，这还不是让他们上阵杀敌，只不过是让这些人去开荒种地而已，厢军中人居然就会有这么大的反弹。从这个角度上看，赵煦最初要裁撤厢军，实在算得上是一个英明的决策。

        在苏轼看来，朝廷绝不能因曹州之事而废除“植田令”，如果一旦这么做，将会不利于大宋朝廷对厢军的控制，各地的厢军会很自然地以为朝廷软弱可欺，那今后这帮人就更加有胆子对朝廷予取予求了，这是其一；要是“植田令”被废除，那赵煦现在所保有的政治威信就会随之荡然无存，就算这位官家还能勉强在皇位上待下去，可在群臣和各州县地方官的眼中，他将重新成为一个傀儡，就算太皇太后日后归天，赵煦都有可能翻不了身。

        如果从维护官家权威的这个角度出发，即使“植田令”一无是处，朝廷也不能废除。这对皇帝威望的损害太大。王安石被二次罢相后，他所推行变法举措之所以没有被废除，就是因为变法是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的。一旦废除，就等于在神宗的脸上狠狠地打上几个巴掌，这在一个君主被尊奉为天子的国度里，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所以终神宗一朝，变法都是大宋朝堂里的主流，这个情况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罢相而有所改变。就算在皇帝死后，守旧派想废除新法，也要借用高氏的名义，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此外还得把神宗从变法这件事上尽可能地摘出来，把变法造成的一切罪名都往王安石身上放，这样才勉强为士人所接受。

        但“植田令”的情况和王安石变法不同，它是皇帝自己一手主导并推行的，朝中没有一个臣子可以为赵煦担责。这就意味着如果“植田令”一旦被废，赵煦连找一个能为他背锅的大臣都找不出来。换句话说，赵煦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而且以苏轼这几年担任帝师的经验可知，自己的这个皇帝门生可不是一个能被外界事物所轻易左右的人，他绝不会因为区区几个士卒的发难而放弃自己原有的主张。在这一点上，苏轼觉得，赵煦要比他的父皇要坚定得多。

        至于该如何应对吕大防等人极有可能的借机生事，在苏轼想来，其实只要曹州之事能被尽快地平息下去，吕大防等人就算有心生事，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毕竟厢军中没有真的发生什么大规模的兵变。而刘挚对厢军的举措也是很得力的。苏轼相信，曹州之事已经接近尾声。他现在最为忧心的是，既然“植田令”不能被废除，可实施的情况又不尽理想，如果照此下去，要是再次出现和曹州之事类似，甚至后果更为严重的事件，赵煦又该如何应对。朝廷总不能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到地方上“灭火”吧。如何在坚持推行“植田令”的前提下，消除厢军士卒的不满，才是治本之道。

        可惜，苏轼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能两全其美的主意来。他虽是天下闻名的大才子，一身才情可谓旷古烁今，可却并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政事的宰相之才。如果碰到诗词歌赋方面的难题，苏轼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掉，可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政事上的难题。苏轼能把“植田令”推行与否的利弊想得这么清楚，这已经是他为政能力的极限了，但要让他提出解决之道，这其实已经在他自身能力之外了。在这一点上，他比弟弟苏辙要颇有不如，所以在原本的历史上，苏轼在官场上的发展，要远不如苏辙。

        一直到第二天进宫之时，苏轼都没有想出主意，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把曹州之事的内情禀告给了赵煦。就在苏轼担心赵煦知道后会问他解决的办法，而自己很可能无言以对的时候，赵煦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这么做。

        赵煦听了苏轼的禀奏之后，只是点了点头，示意苏轼知道了，然后就没动静了。苏轼见状，以为皇帝还不明白此事的严重性，就把自己昨天苦思的内容和盘托出，想借此提醒官家，对此事要早做打算。不过赵煦在听了之后，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此事朕已有成竹在胸，苏卿无需过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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