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煦穿越之前的那个世界上有两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一句是那位斯大林发明,并由毛老人家发扬光大的“干部决定一切”;还有一句则是从葛光头嘴里说出的:“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两句话共同向赵煦揭示了一个真理:不论想干成什么事,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人才。
不过在穿越之前,赵煦虽然知道这两句话,但也仅限于听过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感触。但穿越成了皇帝之后,赵煦在处理政事的时候,时常因为手下没有得力的臣子而感到束手束脚,甚至有心无力。这时的他才对那两句名言的正确性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
赵煦在穿越之初就有心在传统的儒家体系之外,培养更为经世致用的人才。但限于自身实力,这件事一直只存在于他的计划当中,至今都没有实施过。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几年之内,似乎也没有落实的可能。但赵煦要想振兴大宋,手底下不能没有“自己人”,于是他就把主意打到了科举上面。
要说中国人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发明,在赵煦看来,绝对不是什么四大发明,而是这个实行了一千多年,并且在后世仍旧在某种程度上被沿用的科举制度。自从隋朝首创科举制之后,虽然朝代历经更迭,应试的内容也几经变更,但其实质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可谓历经千年而不朽。哪怕在帝制已经崩塌了之后,科举制也没有随之消亡,而是在消失了几十年之后,借着后世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再度大行其道。依赵煦的看法,不管是高考还是公务员考试,其实都是脱胎于科举制,只不过两者相比科举制,要更为广泛和公平罢了。
在科举制实行的年代,类似范进中举的事例,实在是所在多有;而高考制度实行几十年以来,因为这个制度又产生了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制度而付出了生命,那更是数不胜数,但无论有多少人抨击,脱胎于科举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制度对一个文明国家平稳发展的影响之深,那是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
赵煦如今身在大宋,正是科举制发展得方兴未艾的时候,赵煦当然知道,要想尽快地把自己的意志推行到大宋的每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一批听命于他的人才。而现阶段,科举制是实现他这个目标的不二之选。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才有了元佑五年的科举考试。对李常宁和吕益柔等人的拔擢,就是赵煦人才培养计划的第一步。只有先实现令行禁止,赵煦才有可能进行他下一步培养新型人才的计划。
赵煦对新科进士的安排,所做的不过是在政事堂报给他的奏折当中改了几笔。李常宁和吕益柔身为这次科举的状元和榜眼,赵煦对二人青眼有加,群臣看在眼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至于其余的进士,安排到地方为官,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赵煦对这些年轻人的安排,并没有引起群臣的注意。但对赵煦而言,这次的举动,足可关系到他整个计划的成败。虽然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但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谁知道朝中有没有聪明人,可以从这些人的安置当中,发现他的用心。大宋朝可是从来没缺少过人才的。
在走完着眼于未来的这步棋之后,赵煦在刘挚这位宰相的配合下,按部就班地处理起朝中诸事来。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了两个月,眼见诸事顺遂,赵煦和刘挚这对君臣之间的配合也越发合拍。此时不单赵煦心情舒畅,就是群臣心中也放下了一块大石。朝中上下,甚至连太皇太后高氏都认为,在吕公著和吕大防之后,终于有一位宰相能和赵煦君臣相得了。群臣之中甚至有人十分乐观地认为,只要眼下这个局面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大宋朝重现仁宗年间的盛世也是可期的。
就在朝廷上下一片和谐的时候,赵煦又接到了曹州知州梁绍辉的公文,他禀报称:厢军五千余名士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开垦出了五千亩荒地,相比“植田令”推行之初,士卒的不情不愿,如今垦荒的效率之快,让赵煦在刚看到这份公文的时候,一时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赵煦觉得,这位曹州知州没这么大的胆子敢冒着犯欺君之罪的风险,虚报一通。毕竟要查验此事的真假,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赵煦还是让刘挚派人到曹州去了一趟。直到那位被派往曹州的官员回京之后禀报说,曹州的确新增了五千亩田地的时候,赵煦才下旨嘉奖了梁绍辉,并让吏部在他三年任满之后,从优议处。此外,赵煦还下旨将曹州的“先进经验”在京东路推行开来。之所以只限于一路,赵煦也是从谨慎出发,他宁肯慢一些,步子走得稳一点,也不会因为曹州一地的成功就下旨在全国进行推广。
即便日后京东路官员的禀奏一如曹州,赵煦也只准备在北方之地推行“植田令”,而南方他是不准备推行的。一来江南之地原本就人多地少,压根就没有多少荒地可供厢军开垦,不像北方,还有不少荒地可供开垦;二来就算南方也有荒地可供开垦,等数年之后大宋和西夏的战事一起,粮食要从南方运到西北之地,两者的路途也太过远了一些。光是征发的民夫数量和这些人在路上消耗的粮食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除非赵煦的脑袋被驴给踢了,否则他是怎么也不会出此下策的。
何况赵煦相信,集大宋北地之力,别说只是对付一个西夏,就是将来北伐燕云都已经够了。这可不是赵煦盲目自大,在原来的那个时空当中,就算是金军大举南下之时,大宋南方的民力财力都没有参与其中。倒不是朝廷不想动用南方的国力,而是经过徽宗的花石纲和方腊之乱后,南方的民力、财力都已经耗尽了。朝廷纵使有心要用,也已经没有可以着手之处了。所以后来赵构南渡之初,除了到处逃跑之外,没有一点办法可想。这当中除了确实打不过金人这个原因之外,南方的民力、财力匮乏,供养不了足够的军队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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