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依计行事，太皇太后素知苏轼的才能，原本就有重新召他入朝为官的意思，考虑了几天后，她同意了赵煦的这个提议。

        此时的苏轼在哪儿呢？他还在常州种地，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简在帝心，马上会成为皇帝的老师。至于为什么这个名满天下的大才子会沦落到这个地步，那说起来就话长了。

        苏轼在神宗朝因“乌台诗案”被整得很惨，要不是赵宋一向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再加上他的名气实在太大，连王安石和高太后都为他求情，老苏恐怕就难逃一死了。最后苏轼被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就这个小官，他也只能是挂个名而已。终神宗一朝，苏轼就此被贬，再没能翻过身来。

        太皇太后对在她儿子手中吃瘪的苏轼很有好感，这很正常，大才子嘛，谁不喜欢。要不然当初高老太太也不会为他求情。她以为苏轼是因为反对新法才被人诬陷，最终被贬的，就一定也是一位守旧派，况且自己还救过他一次。因此赵煦以苏轼为侍讲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太皇太后的首肯。

        不久，一道“加苏轼端明殿学士衔，并召入朝，为资善堂侍讲”的圣旨就发了出去。如无意外两三个月后，赵煦就能见到这位苏大胡子了。

        帝师的人选一解决，赵煦很快就把注意力放到最近朝廷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上。他知道这些由太皇太后钦定的官员任免预示着今后朝廷的政治走向。赵旭如果不想一直做傀儡的话，就得好好地琢磨一下这些任免背后的含义。

        就在太皇太后上台执政后不久，她就以赵煦的名义下诏，让百官上书言事，讨论朝政得失。紧接着她又把王安石的老对头司马光和吕公著重新召入朝廷并委以重任。这两人是反对新法的大臣中立场最坚定的，很明显太皇太后是想通过重用这两个人来实现她废除新法，恢复旧制的目的。

        和后世几乎所有人一样，赵煦知道司马光是从他小时候破坏邻居家的私有财产开始的。稍大一些，赵煦知道的更多了。原来这位司马先生不但砸缸是把好手，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撰写《资治通鉴》的大牛人。

        再大一些，赵煦才知道，原来人家司马先生的本职工作是政治家，还是官至宰相的那种，他做宰相后最大的业绩就是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除此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但这位司马先生很会养望，他在洛阳一呆就是十五年，除了埋头写《资治通鉴》外，就是刷声望值，在他身边汇集了大宋政治立场最保守的一帮大臣。结果在这帮人的造势鼓吹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反倒成了在政治上深孚众望的人物，成了守旧派的领袖。太皇太后一上台，天下人就知道司马光要大用了。

        至于吕公著，他不像司马先生那么有名，但也不是一般人。这位老哥出身官宦世家，是大宋名相吕夷简的儿子。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吕公著的这个身份注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他的出身和太皇太后很像，他们的政治立场一致，是很自然的事情。

        司马光入京后，太皇太后向他征询治国方略，这位老先生就应召上了《乞开言路札子》，建议朝廷广开言路，而且坚决主张新法必须废除。接着他又上了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了用人赏罚的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司马光在这两道奏书中的建议和太皇太后的主张不谋而合，很快，高氏就下诏起用司马光，任命他当门下侍郎。

        宋代的宰相称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为了避免大臣大权独揽，但这个位子一向空着，从不实授给大臣。门下侍郎在大宋就是名副其实的宰相。

        这位司马先生登上相位后，一大批在神宗朝因反对新法而离开朝廷的人被重新启用，范纯仁、苏辙、吕公著、文彦博等都被重新召回朝廷任职。

        在原本的历史上，司马光任相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接替他的就是吕公著。在这二位老哥的通力合作下，实行了十几年的王安石新法被全部废除。王安石此时还在世，但早已退居金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十几年的心血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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