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元年四月初，赵煦率群臣前往“藉田”观农。在藉田令的介绍下，赵煦知道了现在朝廷能直接调用的“占城稻”稻种数量在三万斛上下，如果再多，就要从福建等地进行征调了。

        实际上早在真宗年间，大宋就已经开始以官府劝导的形式在江浙一带大力推广“占城稻”，并且成果显著。

        但在北方，“占城稻”的推广却一直进展缓慢，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江浙福建一带多山少地，但人口密集，因此人们对农作物的单位产量相当敏感，一旦发现新稻种的产量高，人们自然就会选择它。而北方多属平原地形，农田阡陌纵横，现在的人口压力也远比后世要小，所以人们就不太愿意去冒险更换新的作物。赵煦接下来要大力推动的，主要就是北方“占城稻”的种植工作。

        当然，赵煦不会幼稚地以为只要自己下道圣旨劝课农桑，就能让大宋的地主、富农们都纷纷改换门庭，改种“占城稻”。

        好在大宋在农业管理方面，设置了完善的官僚机构。在中央，神宗元丰改制之前主要由“三司”负责全国的农业管理；元丰改制之后，将原先的职能进一步细化，由户部、工部、都水监和司农寺分别负责农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在地方上大宋实行州县制，知州和通判、县令和县丞都身负管理农业的职责。

        同时大宋还有一个著名的劝农制度，每年春季，地方上各州县的长官都会以“劝农使”的身份作劝农文，目的在于鼓励农民耕作。这已经成为地方官僚的经常性职责之一。

        赵煦作为皇帝，不可能跑到农村地头去种地。推广“占城稻”成败的关键就在那些地方官身上。皇帝能做的就是起一个表率作用，让那些地方官员看到官家对推广“占城稻”的重视程度。

        皇帝亲身示范、身体力行，那些官员但凡还有一点点上进心都会在自己的辖区内大力推广新稻种。

        他决定通过在大宋搞“农业试点”的方式推广“占城稻”，后世的改革不就是这样由点及面慢慢开始的吗？赵煦相信，后世复杂得多的农业改革都可以在几个农民看似幼稚的“大包干”协议中开始，自己的推广运动怎么说都还达不到改革的程度，又为什么不能从京郊的这几块“自留地”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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