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角楼家家户户都忙着做卫生，买年画，熬鱼炖肉，包饺子。男孩子们舍不得把大人买的鞭炮整鞭拿来放，而是一个个拆散后，小心翼翼地放入新衣服口袋，然后点上夏天没用完的一小截儿蚊香，跑到楼外，把小红炮插入砖墙的水泥勾缝，在严格的总量控制下，按时间间隔一个一个地燃放。清脆小炮声此起彼伏，在前楼后楼之间回响。女孩子们穿上漂亮的花衣裳，三三两两楼上楼下找到自己要好的小姐妹，对着苹果大小的小圆镜，按照高低松紧的不同要求，相互把对方的辫子编到满意，再用新买的塑料头绳扎紧，留下齐齐的辫子穂。

        此时此刻，就连深受政治浪潮裹挟的大人，似乎也暂时放松了紧绷多时的警惕，全身心铺在过年的准备中。主妇们除了要给孩子们提前做好新衣服，还要筹划好过年期间的饭菜，尤其是要将自家特色美食多备一些，以便送给楼上楼下的邻居品尝。初一那天，男人们则会三五成群地到各家拜年，因为既是邻居又是同事，所以走着走着就会轻而易举地攒成若干个小饭局（当时可没有饭局这个词），邀约着到谁谁家喝酒吃饭。

        初一的这天晚上，一向爱热闹的父亲就在家里安排了一桌饭菜。之所以说是安排，是因为除了我家准备的炖肉粉丝白菜、熬带鱼、香干肉丝等几个菜，还有邻居们送来许多下酒菜，像炸馓子、定州焖子、糖醋面筋、红果烙等。

        围坐在饭桌前的除了父亲，还有同住一个单元的于大爷、何大爷、赵伯伯，以及5号楼的李伯伯。我家隔壁的曹大爷不烟不酒，虽已吃过晚饭，但也坐到离饭桌不远的床边一起聊天。

        天津称呼长辈有个习惯：比自己父亲年长的要叫大爷，年轻的叫伯伯（发掰掰音）；而对他们的配偶则分别叫娘、婶。由于我父母在楼里相对年轻，所以楼里的孩子都管我父亲叫伯伯，管我母亲叫婶婶。

        屋里这些长辈中，何大爷、曹大爷和李伯伯都随四建援疆，每年春节，他们会利用45天的探亲假回津与家人团聚。和父亲一样，于大爷和赵伯伯之前也是四建职工，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四建，但还在天津工作。

        “来来来，过年了，大家难得凑到一块，这第一杯就干了吧！”父亲酒量不大，但酒风很豪爽。

        “好，干！”说话间，大家举起三钱的酒盅，把62度的直沽高粱酒一饮而尽。父亲熟练地给大家再次斟满，一转身，看到白白胖胖的我已半坐半倚地凑到他的腿边，便会心地笑着说，“你看，把我家文博怠慢了”。“来来，你也喝口酒”。他用筷子蘸入刚刚斟满的酒盅，然后慢慢地送进我早已张开的小嘴巴。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当舔到筷子的那一刻，我还是被热辣辣的白酒激得直打冷战，头摇晃得像个拨浪鼓。

        看到这一场景，大爷伯伯都大声笑了起来，父亲赶忙夹起一块我最爱吃的天津粉肠塞进我的嘴里，同时用他浓郁湖北口音安慰道，“喝酒吃菜，再喝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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