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我与情报组的马工应“东鹏陶瓷”天津销售代表的邀请，前往它们位于广东佛山的工厂参加该厂产品订货展销会。马工以前是设计院装修设计组的一名美工师，四个月前刚调到我们情报组他由于与一些装饰材料厂家有业务联系，所以才有了这次广东之行。

        佛山是著名陶瓷之都，那里企业超前的市场意识和客户为先的经营理念让我大为惊叹，而广州繁荣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我在广州还见到了珠江啤酒厂的老广和广东省博物馆的云鹏，云鹏就是那年曾经协助我们贩卖明信片的北大考古系同学。

        从广州回来之后，我就积极倡议利用设计院的影响力和建筑设计情报网的辐射力，在我院大礼堂举办一次厂家推介展示会，把那些希望将产品和技术体现在设计图纸并为项目所采用的厂家请进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新技术、新材料的推广与利用，另一方面也通过收取参展费和赞助费，为设计院多种经营业务带来额外收入。

        院主管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申请报告，并责成院经营科配合我们情报组做好工作。为了有效组织好这次工作，全组上下都积极行动起来，每个人都主动联系自己所认识的厂商，并发动与自己要好的设计人员把他们熟悉的厂家介绍过来。同时，情报网还向所有的网内会员单位发出邀请，欢迎这些单位的设计人员届时前来参观交流。

        这次活动从策划布展到正式开幕，前后仅用一个月时间，参展厂商多达六十余家，三天展期中共有2000余名来自各设计单位的专业人员前来参观交流，整个活动为院里创收20余万元。

        不过令人感觉不爽的是，我们情报组从策划到实施做了那么多工作，只因带头人不善于对上表功，展会的主导权和工作成绩都被能说会道、精于心计的经营科领导抢了过去，甚至就连我们希望利用展会收入适当招待赞助厂商这些事也会受到制约。这次被人家摘桃子的经历，着实让我领教了“会干不如会说”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这年5月，我与大侃开始筹划结婚之事，我们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在结婚登记处领取了结婚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结成合法夫妻。其实，在我们领证之前，为表示对我们两人关系的重视和认可，我陪着母亲专门来大侃家与张校长夫妇见面，随后大侃也陪同自己的父母来幸福里做客。

        我和大侃把结婚日期订在了10月6日，这样还可以有4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此时，经过多半年的研究写作，我所承担的章节已经写了6万余字，但由于编委会出现一些组织变动和工作调整，张凌志书记开始全面主持编委会日常工作，我们的写作进度也因此有所延缓，这正好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结婚准备的事情上来。

        我和大侃约定，操办婚事要量力而行，主要依靠自己，尽量不向家长要钱。基于这个原则，我找了志军、高明、建元等高中同学帮我把咸阳北里那个小独单做了简单粉刷和修缮，他们结婚时，这些活儿也都是我们大家互帮互助解决的。

        至于家具，早在半年多前我就通过一名在派出所当民警的同学帮忙，由他所辖片区的一个家具作坊按大侃绘制的家具图纸，打制了一套中密度板家具，所花费的2500元钱都是我的工资再加上丛书推广费、授课费积攒而成。

        电视机是“北京牌”18寸彩电，张校长夫妇早在一年前就已买好，准备当作女儿的结婚礼物，电冰箱则是我买后一直放在幸福里使用的那台“新飞牌”冰箱。因为自己的存款有限，我送给大侃的结婚礼物只有一件，那就是几个月前从广州买回的一条8克重黄金项链。

        除了上述主要开销，大的花销也就剩下婚宴费用这一项。母亲特别希望能在幸福里为我们办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大侃更是善解人意，所以大家都想方设法把这件事办好，以满足母亲这个愿望。

        三楼的大嫂子特别热心，她向母亲建议，婚宴就在她们商学院职工食堂办，由她这个后厨主管亲自操持。这样，等在幸福里的结婚典礼一结束，大家只需走到马路对面，就能来到婚宴现场，根本不需要动车。大嫂子还说，这样安排更大的好处是省钱，尽管食堂看起来不太气派，可只要菜品档次质量到位，亲朋好友肯定都不会挑理儿，这要比大饭店实惠得多。

        全家都认为大嫂子的提议非常实在，也就全权委托她帮忙操持这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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