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科尔贝尔的那一套的重商主义，被称作“畸形重商主义”，过度重视工业、手工业标准化和航海业。

        而《航海航行法》，保障了北美的商人们，能够掌控在英国殖民地贸易的航运业。

        同时，因为船员的籍贯要求、以及船只本身制造地的要求，也为北美创造了很多的工作岗位，以及极大地促进了北美木材加工业、造船业的发展。

        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

        海上马车夫的死，不是因为死于什么保守、腐败之类，恰恰是死于他们傻乎乎地相信自由贸易，相信只要自己的船只航运成本更低、运费更低，自己就能凭借竞争优势占据大西洋贸易的航运。

        法国和英国很快就给荷兰上了一课，告诉他们：傻吊，你的船造价低、你的运费低，并不是你能掌控航运业的原因。我的船造价高、我的运费高，但我有五一税和高额商业税支撑的海军和陆军，能让你的航运业彻底完蛋。

        现在汉考克转述大顺这边的看法，把《航海条例》给拆成两部分，拆成了《航海航行法》和《列举商品法》，其恶心之处也就在这。

        显然，大顺这边试图瓦解北美的反抗，将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独立，瓦解成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

        把一个更高层级的问题，拆成一个个可以讨论的分支问题，从而瓦解北美的反抗以致，横向将北美切成一个个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美利坚民族的自由。

        一旦开始这么拆分，只要第一个问题开始往“利益”、“妥协”、“商量”的角度上引，原本激情的反抗精神也就逐渐被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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