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孔子将《诗经》列入了儒家经典，并将其作为采取“诗教”行动的主要工具之一之后，后世历代针对《诗经》进行研究的学者就络绎不绝，而且在这中间也有许多人在朱熹之前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朱熹也正是在这些人研究的基础上，集各方之大成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在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是一种长期共存的关系，导致在那一段时间里，民族偏见和歧视十分的严重。在外，有少数民族政权针对南宋王朝的军事骚扰与打击，对内，有混居的少数民族发动的起义，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之下，强烈的民族意识，一跃成为绝大多数士大夫的主流观念。

        朱熹的民族观，也就这样应运而生，其显著特点就是，充满了时代的局限性。对少数民族的敌视、歧视、甚至是丑化。而这一切，多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

        朱熹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民族观，和当时南宋内外皆乱的局势不无关系，外有强敌环四，内部也是前前后后百余次起义，使得南宋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在中原，伪齐也蠢蠢欲动，妄图制造分裂。朱熹以此切入，提出“修内攘外”1，并指出，应该出台各种政策，替百姓减负，希望能缓和南宋内部阶级和民族的矛盾，并且大力宣传“正统”思想，对伪政府大加否定，稳定了人心，使南宋相对稳固。

        朱熹一直重视道德的作用，但是，纯粹说教，并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强盛，即使统治者大力提倡，许许多多心怀理想的有识之士，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也依然挡不住蒙古骑兵，南宋王朝最终也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只剩半壁江山，朝廷也只能偏居江南，苟延残喘的情况下，朱熹集前人之精华，在综合自己其他的理论，再进行整合、梳理，形成了朱熹自己的理论体系——理学体系。

        作为一个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许多理论都是从这种体系中出发的，下面就先介绍一下朱熹的理学体系。

        “天理”被认为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他认为，天理作为宇宙的根基，同样，又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关键在于，天理与人伦相互之间的交流：例如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朱熹相对完整地、系统地承继了北宋以来的儒学思想与理论，对北宋五子的学说进行加工、整理、提炼与改造，通过整合、创造，同时博采众长，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学体系。即理与气；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道心、人心；公与私；义与利；王道与霸道。朱熹作为成就最高的一位，在吸收诸子思想精华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不是让各种思想形成大杂烩，而是一种批判继承，是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造后的有系统的哲学系统。在形成具体理论的过程里，他们互相辩论，交流学术思想，或举行集会、或互相拜访通信，往来密切，相互之间共同进步，熠熠生辉。朱熹对同时期的学者的理论进行整理、总结，结合儒、释、道三家，及诸子百家之学，最后百川归大海——儒家学说，这是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尤其是朱熹对三教进行有机整合，有力地回击了佛学的冲击与挑战，证实了中国文化对舶来品文化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吸收这些文化，在把它们融进中国文化的大熔炉当中，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中国文化的胜利。”“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

        正是有了这些相互之间各有联系的观点和理论，加上前人可以用以借鉴的相关理论成果，朱熹对于孔子“思无邪”理论的研究，就这样形成了。

        朱熹的“思无邪”理论是在其理学的体系下产生的，朱熹有关“思无邪”的观点，其理论根基是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他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大部分都是以朱熹自己的理学基本观点为基础的，所以，就朱熹“思无邪”理论在理学体系中的地位来说，应该是处于一个衍生的位置。

        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和朱熹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各自的理论互相之间都不是单一和独立的存在，而是都隶属于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当中，所以，在对朱熹的“思无邪”论进行解读的时候，也不能单一地进行理解，要放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来解读。

        自从孔子提出“思无邪”理论，这个理论就几乎成为研究《诗经》的主流理论，在朱熹之前就有许多人进过相关研究，尤以刘宝楠和苏轼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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