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对于“思无邪”理论的研究，角度刚好与朱子相反。

        苏子针对经学进行解释的作品，除去《论语说》、《东坡书传》之外，还包括有《东坡易传》等等，苏子的《易传》，还有许多别的名字，其中，《毘陵易传》、《东坡易传》、《苏氏易传》这三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本次将统一使用《东坡易传》的称谓。东坡对自己的这三部著作，也是有很自信的：“我已入残年，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就觉得今生没有白过。”1，这三部著作，也的确是苏轼学术思维的重要的成果，其中，苏轼在《论语说》中，对孔子的“思无邪”，提出了与以前不一样的解读；《易》称：“不想，不做，岿然不动，用感受明白世间的道理。”2凡有思者，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如此尽心研究这一理论的原因。创作的人，心中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孔子这么做，也许只是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所以，孔子对于《诗经》的解读，实际上有断章取义的嫌疑。

        从这中间看来，有一点很清楚，苏轼以为，孔子使用“思无邪”来解释《诗经》，是一种有断章取义嫌疑的行为。所以，读者没有什么必要非要明白“思无邪”的具体含义。

        将朱、苏二人理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苏轼认为孔子只是一种纯误读，其真实目的在于完成“诗教”的目标，而朱熹则是在利用这一理论进一步提升其理学的影响力，想让自己的理论成为正统。

        刘宝楠的解读，则是以孔子的“诗教”论，作为出发点，将“无邪”，解释为“正”，即为思想纯正，说明无论是写诗之人还是读诗之人，思想纯正，不歪斜，才是符合儒家政治道德标准的，这一条是必须达到的。

        朱熹的理论体系核心是理学，要了解朱熹的理论，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被叫做道学，是一门以研究儒家经典的道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拥有最深造诣、最大影响力的，是朱熹。他通过总结、整理前人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北宋前期的理学思潮，搭建起了一个庞大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功绩为后世称颂，其思想被推崇为官学，而他本人则与孔子相提并论，被尊称为“朱子”。

        朱熹作为一个在理学方面的集大成者，他一直致力于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使理学快速发展，并为“四书”一一作注，但把这些著作，整理为《四书章句集注》，则是后来朱熹专心致学的时候了。

        根据相关资料记述，直到淳熙九年（1182年），直到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时年52岁时，才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四书正式进行合并，经学史上才首次有了“四书”之名。从此以后，朱熹仍旧费尽心力、孜孜不倦地修订《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把《四书》规定为封建士子们修身的最高标准——修、齐、治、平，《四书》形成了朱熹的一套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明清，《四书集注》长期以来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青睐，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同时也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准则，甚至成功被指定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的标准教科书。

        朱熹关于“思无邪”理论的具体看法和观点，在《朱子语类》和《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集注》部分，都有相关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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