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甫先生，您今天一定很累了。”康邦先生说。

        “是呀，先生，”让维埃先生回答说，“那可怜的呆子和佩尔蒂埃老爹的葬礼安排在不同的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将老村子的破屋拆除了，”贝纳西对他的副手说，“这片房基地要是开垦出来，至少可给我们增添一阿尔邦的牧草地；市镇还可以少花供养那个痴呆病人肖塔尔的一百法郎。”

        “三年内我们应当拨出这笔钱，在山下那条道路的大水溪上建一座涵洞，”康邦先生说，“镇上和山谷里的居民习惯于穿越冉－弗朗梭瓦·帕斯图罗的那块田，最终会把它踩得不能耕种，大大损害这位老好人的利益。”

        “说得对，”治安法官说，“这笔钱花在这儿再妥当不过了。依我看，到处踩出的羊肠小道正是布满乡村的大伤疤之一。向治安法庭起诉的案件中，十分之一起因于不公正的地役权。在许多乡镇里，人们几乎不受制裁地侵犯财产所有权。对产权和法律的尊重在法国是常常不被赏识的感情，所以很有必要加以普及。许多人似乎认为给法律以声援是件不光彩的事，而‘你到别处找死去吧！’这句口头禅好象是出于值得称道的宽宏大度，实质上只是一条伪善的格言，旨在掩盖我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缺少爱国主义精神。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深知法律的重要性并付诸实施的公民，即便本人要承担一切风险。让一个坏人平平安安离去，岂不成了纵容他成为屡犯的罪人？”

        法律名词，指在属于某个人的地产上设立或修筑属于另一个人并为此人使用的设施的权益，如开渠，挖沟，筑路，采光等。

        “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贝纳西说，“要是市长们将道路保养得很好，就不会出现这样多的羊肠小道。其次，如果市议会的参议们更有学识，他们就会支持业主和市长反对制定不公正的地役；他们都会让那些无知的人明白：城堡、田地、茅屋、树木，都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法律也不会随着产业价值的不同而增减其内容。但是，这种情况的改善并非指日可待，它主要取决于居民们的道德修养，而如果没有神甫们卓成有效的干预，这种局面就难以彻底改变。让维埃先生，我这番话不是针对您说的。”

        “我本人也不想揽在自己身上，”神甫笑着回答，“我平时不就在致力于使天主教的教义和您在施政方面的见解互相吻合吗？比如说，我在布道中谈到偷窃时，常常力图把您方才阐述的有关法律的观点灌输给本教区的居民。确实，上帝在审判小偷的时候，并不按被窃物品的价值来量刑。这就是我根据教友们的智力做出的比喻的涵义。”

        “神甫先生，您已经成功了，”康邦说，“我把本市镇的现状和过去的状况作了一番比较，能够评价您给居民的精神世界带来的变化。的确，很少有几个区能象本区的工人们那样一丝不苟地遵守工作时间。牲口看管得很好，损坏庄稼只是偶然现象。林木也没有乱砍乱伐。还有，您行之有效地让农民们懂得，富人的悠闲生活是他们一生节俭勤劳换来的报酬。”

        “那么，”热奈斯塔说，“神甫先生，您对您的士兵们一定相当满意啰。”

        拿破仑有一条格言：“没有人比士兵和神甫相处得更融洽。”

        “上尉先生，”神甫回答说，“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坐等天使降临。哪里有贫困，那里就有苦难。苦难和贫困是两种动能，可以被滥用，正如职权被滥用一样。农民们要走两法里路才能到田里耕作，晚上回家时十分疲乏，倘若他们看见猎人们为了早点进餐横穿田地和牧场，您以为他们照这样子做会有所顾忌吗？象先生们方才抱怨的，在这类抄近路的人当中，究竟谁是违法的？是干活的人，还是取乐的人？如今，富人和穷人给我们带来同样多的麻烦。信仰如同权力一样，始终应当从天堂或社会上层降临民间；诚然，今天的上层阶级要比黎民百姓更缺乏信仰，但上帝向百姓许诺，有朝一日让他们进天堂，以奖励他们默默忍受的苦痛。我在服从神职人员的纪律和上司的见解时还认为，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应当少在崇拜问题上吹毛求疵，而应努力在中等地区的人民心中唤起宗教的感情，在那里，人们现在只讨论基督教教义，而不实践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富人们的伪哲学给穷人们树立了一个必然会带来恶果的榜样，并在上帝的王国里长期造成王位的空缺。今天我们在基督徒身上赢得的成功，全凭我们自身的影响，如果一个市镇的信仰仅仅出自对本地某个人的尊敬，那岂不成了一大不幸？基督教一旦使社会各阶级精通它的保守学说，从而再次孕育出社会秩序，那末对它的崇拜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宗教崇拜固然只是宗教的形式，可是人类社会也正是通过形式才延续至今的。你们认的是军旗，我们认的是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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