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灿浑然未觉这般小插曲，只笑著抬手虚按，以制止骚动：“诸位皆是我陇上贤达，这般明摆著的道理，想来无需我多费唇舌了。

        诸位只要细想一下汉朝的朝堂运作、州县治理，哪一样离得了律法？这是明睁眼露的事实，藏不住的。”

        堂內眾人闻言皆頷首沉吟，在座的不是久歷宦海的官员，便是洞悉世情的士绅，绝非轻易被言辞蛊惑之辈。

        他们稍一思忖便豁然开朗，自汉以降，儒家虽渐成正统，牢牢把持著思想舆论，可真到了治国理政的实处，从来都是“儒皮法骨”。

        那些饱读儒书的官员，一旦坐上理政的位置，便会明白光靠“仁义道德”管不住贪腐，镇不住刁顽，终究要拾起法家的规矩来。

        实际上，儒家后来虽然一家独大了，儒家从上到下控制了歷朝歷代的思想，但在治国理政上，也始终是採取“外儒內法”的手段。

        因为就算是那些学儒术、考儒学、拜儒教的人，一旦坐到那个位置上，他们也会明白，得用法去治理天下、约束上下。

        所以法家从未消亡过，无论汉隋唐、宋元明清，代代皆是如此。

        只不过后世君王汲取了秦朝“专任刑法”而速亡的教训，不再把“法”摆到檯面上耀武扬威了，而是让它藏在儒袍底下，成了治国的一副“隱形骨架”。

        可这“独尊儒术”的旗號，终究是从根子上禁錮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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