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老弗里茨最终没有去柯尼斯堡。

        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而是因为施泰因刚离开，他就病倒了。截肢的伤口在潮湿的冬天里反复感染，高烧把他困在床上整整一个月。玛丽日夜守在床边，用仅有的布匹蘸着凉水给他冷敷。弗里德里希每天放学后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父亲烧得通红的脸，一动不动。

        直到一月中旬，老弗里茨才勉强能下床。那时候，施泰因已经被国王免去了职务——保守派占了上风，改革派暂时失势。

        又过了两周，消息传来：普鲁士和法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领土，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土地，以及瓜分波兰时获得的大部分地区。法国驻军将留在普鲁士境内，直到付清巨额赔款为止。军队裁减到四万人。

        “四万人，”老弗里茨看着那份抄来的和约条款，喃喃自语，“四万人能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他。

        玛丽正在壁炉边缝补弗里德里希的冬衣。那件衣服已经太小了，袖口磨得发白，但她没有布做新的。弗里德里希坐在她旁边，借着炉火的光读一本书——那是一本法国人写的书，是他在柯尼斯堡亲戚家偶然发现的，扉页上写着《社会契约论》几个字。

        老弗里茨抬起头，看着他们。

        炉火烧得很小，只够驱散屋里最冷的寒气。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把外面的世界挡成一片模糊的白。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随即被风雪吞没。

        他想起了那年春天离开家时的情景。那时候他穿着笔挺的军装，骑着最好的战马，相信荣耀、服从和普鲁士的不可战胜。那时候他觉得，只要按老办法做，一切都会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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