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〇八年十一月，柯尼斯堡的冬天来得比东普鲁士乡下更早、更冷。

        弗里德里希裹着那件改过的旧外套，站在大学主楼的门廊里，等着第一堂课开始。他旁边站着十几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穿着体面的大衣，围在一起低声交谈，偶尔发出几声轻笑。没有人理他。

        他攥紧了手里那张听课证——那是秘书替他申请的，上面盖着大学的印章，写着“旁听生弗里德里希·冯·瓦尔德克，准许旁听哲学系冬季学期课程”。

        旁听生。秘书告诉他，这三个字意味着他可以听课，但不能提问，不能参加讨论，不能使用图书馆的珍贵藏书，考试也不用参加。他只需要坐在最后一排，安安静静地听，听完就走。

        “够了，”弗里德里希说，“我能听就够了。”

        钟声响了。

        人群开始往楼里涌。弗里德里希跟着他们，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间阶梯教室。教室里已经坐了几十个人，壁炉烧得很旺，暖烘烘的，和外面简直是两个世界。他找了个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坐下来，把包袱抱在膝盖上。

        讲台上站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戴着银丝边眼镜，正在整理讲义。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但腰板挺得很直，眼神锐利得让人不敢直视。

        “那是谁？”弗里德里希小声问旁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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