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一〇年六月，弗里德里希在柏林度过了第一个月。

        他住在大学附近一栋老旧的公寓楼里，四楼，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房间比柯尼斯堡那间还小，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转身都困难。但窗户对着一条安静的巷子，不像主街那么吵，夜里能睡个好觉。

        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丈夫是王宫里的马车夫，三年前去世了，留给她这栋楼和一笔不多的积蓄。她姓霍夫曼，满头白发，说话慢吞吞的，但对学生很好——早饭多给一个面包，冬天多给一床被子，从不额外收钱。

        “你从东普鲁士来？”第一天搬进去时，霍夫曼太太问他。

        “是。”

        “那边听说很苦。”

        弗里德里希没有接话。

        霍夫曼太太叹了口气，摇摇头，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热汤回来，放在桌上。

        “喝了。你太瘦了。”

        弗里德里希看着那碗汤，愣了一下。这一幕太熟悉了——三年前，在柯尼斯堡，贝克尔太太也是这样，端着一碗汤放在他面前，说“你太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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