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典吏也不再说什么，穿过月洞门，进了一个不大的院子。院中两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半个天空，漏下来的阳光碎成一片一片。正对着院门的是一排灰砖平房，房檐下挂着几块木牌，写着“户房”“粮科”“税科”“黄册科”等字样。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和墨汁混合的气味，还有淡淡的霉味。

        户房的值房里，已经坐了四五个人。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着青灰色的盘领衫，腰间系着牛皮束带，桌上堆满了账簿和文书。看到刘典吏领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进来，几个人同时抬起头，目光里带着不同程度的警惕和好奇。

        刘典吏挥了挥手：“都忙自己的去。”

        然后他推开了最里面一间小房的门，侧身让沈知行进去。

        这间房只有一丈见方，没有窗户，全靠一盏油灯照明。三面墙前都堆着半人高的卷宗，用牛皮纸包着，上面贴着标签——“嘉靖二十九年黄册底稿”“嘉靖三十年秋粮征收册”“台州卫军屯清册”……地上还有几摞散落的，积了厚厚的灰。

        “坐。”刘典吏指了指角落里一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凳子，自己在对面一张稍好的椅子上坐下，把那本《赋役核算简法》拍在桌上，开门见山，“你说你能找回那三千两？你连府衙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凭什么？”

        沈知行没有立刻回答。他其实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不是怕，是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他所有的筹码都在接下来的几句话里，说错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深吸一口气，才开口道：“刘爷，我凭的不是本事，是您现在的处境。”

        刘典吏的眉毛猛地挑了起来。

        沈知行继续说，语速不快不慢：“上个月户部下了札子，要各府清查近三年的赋役黄册，十月之前上报。台州府的黄册我也翻过，账面上有三千两百两白银的差额对不上。这三千两百两，说大不大——够买您这条命五次；说小不小——如果户部追查下来，知府大人会把所有责任推到经办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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