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说的是——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活下去”。他需要留在府衙，接触更多的文书档案，了解台州乃至整个浙江的防务、军饷、粮秣调配。他想抗倭，想救人，想做很多事，但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一个小书吏的案头开始。

        刘典吏把那份摘要折好，塞进袖子里。

        “从明天开始，”他说，语气像在吩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就在黄册房里做事。工食银一个月三钱，从我的份额里扣。对外就说……你是我乡下的远房表侄，来投亲的。”

        沈知行躬身一揖：“多谢刘爷。”

        他没有多说什么感激的话。在吏这个阶层里，话说得太满反而是不信任的表现。刘典吏愿意收他，不是因为赏识，是因为他有用——而且用起来暂时无害。

        这种关系，才是最能持续的。

        九月二十日，清晨。

        沈知行从那间破屋搬到了府衙后院的一间小耳房里。耳房只有一扇窗户，一张木板床，一张缺了抽屉的桌子，但比之前住的地方好了十倍——至少屋顶不漏雨，门可以闩上。

        他把那三两铜板换成了二两碎银——一块沉甸甸的，握在手里有种踏实的感觉。然后去街上买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青布直裰，一顶网巾，一双新布鞋。总共花了九钱银子，心疼得像割肉一样。

        回到耳房，他对着桌上那面模糊的铜镜，平生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打量这具新身体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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