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爵士，”基奇纳开口了，

        “你刚才说的‘十二万正规军’，有多少是刚从训练营里拉出来的新兵？有多少是从殖民地带回来的疲惫之师？又有多少是昨天刚领了双倍军饷、今天就在盘算‘如果共产党打过来我该往哪边跑’的人呢？”

        他放下水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

        “我不是反对进攻。我是反对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攻。我们的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不愿意向工人开枪——这是事实。

        你把他们推到谢菲尔德城外，让他们去攻打那些握着步枪的工人，结果会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

        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清了清嗓子，他刚从外交部大楼赶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刚从电报室送来的最新消息。

        “基奇纳勋爵说得对，军事行动需要谨慎。但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国内，在国外。”他把那叠电报摊在桌上，用手指点着其中一份。

        “意大利人封锁了地中海。我们的回援舰队被堵在半路上，进退两难。而法国人——我们的老朋友——正在加莱海峡那边和德国人一起演戏。诸位，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正在被包围。这是是战略上的包围。

        地中海的航路被掐断，大西洋的航路被德国人的潜艇威胁，英吉利海峡的对岸站着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所有能调动的兵力都投入到北方的地面进攻中，万一——我是说万一——海峡对面那场演习突然变成了实战，我们拿什么去守伦敦？”

        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妙地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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