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外交官，在巴黎、华盛顿、东京都待过，什么样的危机没见过？

        一九一四年他在维也纳亲眼看着斐迪南大公的棺材被抬出车站，一九二三年他在巴黎经历了法德之间的危机——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无力。

        因为他要去见的人，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奇尔顿对德国人民委员会并不陌生。

        他是一九三零年被任命为驻德大使的，迄今已经在柏林待了将近五年。

        这五年里，他参加过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韦格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旁听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外交政策报告，和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吃过不下几十顿饭。

        他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礼貌、克制、滴水不漏。

        他们不像他曾经打交道的那些前德国外交官——冯·里希特霍芬男爵那种带着普鲁士贵族式的傲慢和古板，喝起酒来面红耳赤，争论起领土问题来拍桌子瞪眼睛。这些人不一样。他们冷静，说话的时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仿佛“大英帝国”在他们眼里不是需要敬畏的庞然大物，而是一个正在被历史翻过去的一页。

        车子停在威廉大街七十七号门前。

        奇尔顿下了车，站在那栋灰白色大楼前的台阶上，他把领带结往上推了推，正了正衣领，然后迈步走上台阶。

        大楼门前没有卫兵——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奇尔顿注意到门廊两侧的玻璃窗后面有穿着灰色制服的安保人员在走动，但他们没有拦他，也没有要求出示证件。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裤的年轻人在门厅里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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