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福德的目光从副团长脸上移开，扫过那几个站在身边的军官。有人低下了头，有人看向了别处，有人用咳嗽掩饰脸上的不安。

        没有人敢和他对视。

        克劳福德忽然觉得很好笑。不是想笑，是一种荒谬感——他带着这些人，在索姆河的泥泞里爬过，在爱尔兰的暗夜里杀过人，在印度的沙漠里顶着烈日行军。

        他们一起吃过苦，一起挨过饿，一起在炮火中互相掩护着撤退。十几年了，出生入死。

        现在，他们想投降。

        向一群矿工、纺织工、码头工人——向那些穿着工装裤、袖子上绑着红布的“暴民”——投降。

        “你们想投降。”克劳福德说。

        没有人回答他。

        “你们想向那些暴民投降。想向那些在利物浦码头上偷东西、在曼彻斯特工厂里破坏机器、在谢菲尔德兵工厂里杀人的暴民投降。”

        “你们想放下武器，走出去，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饶你们一命。然后呢？然后你们就自由了？就能回家了？就能见到你们的妻子、孩子、父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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