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的手——那双翻了一辈子书页的、从来没有握过锄头和扳手的、细皮嫩肉的手——从来没有和工人农民的手握在一起过。

        不是不能，是不想。

        韦格纳想起了三年前的一桩旧事。

        一九三二年，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下乡”政策，号召城市里的教授、讲师、作家、记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的生活，用知识服务农村建设。

        政策出台后，反应非常热烈——热烈的反面。那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能为农民做什么”，而是“政府要把我们流放到农村去”。

        他们在内部会议上说这是“文化革命”，在私人信件中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噩梦”，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敢明着反对，就用一种别扭的、酸溜溜的、带着德国人特有的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不满。

        “农民不需要哲学家。”有人这么写。意思是——我们去了也没用。

        “知识分子应该留在书斋里，而不是被赶到田野上。”

        韦格纳没有亲自处理这些人。他把事情交给了施密特和宣传口，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调离的调离。

        几个领头的被下放到基层锻炼了两年，之后就消停多了。但韦格纳知道，他们不是被说服了，是被压服了。

        他们的嘴闭上了，但他们的心没有变。他们的心还在那个不属于人民的世界里，在那个他们以为可以靠几篇论文、几本书、几个概念就能左右国家命运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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