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了乞丐之后，斯诺将目光投向了巴黎“赤区”的核心地带——第十八区蒙马特高地附近。

        在一条被改名为公社战士街的巷口，他遇到了正在指挥工人纠察队（赤卫队）设置路障检查点的亨利。

        亨利与杜邦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他的身材矮壮敦实，右脸颊有一道明显的、发白的疤痕，从颧骨延伸到下巴，那是战争留下的印记。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干净整齐的蓝色工装，臂戴鲜红的“人民自卫委员会”袖标，腰间束着武装带，上面挂着一个旧水壶和一盏煤油风灯。

        斯诺表明身份和来意后，亨利没有立刻答应，而是仔细检查了他的证件，又用盘问了斯诺几句，才点了点头，示意斯诺跟他走到路边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那里摆着两张从附近咖啡馆搬出来的旧椅子。

        “美国人？来听故事？”

        “也好。让外面的人知道知道，法兰西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对我们这些人干了什么。”

        他掏出一个铁烟盒，自己卷了支烟，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了时空，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泥泞战壕。

        “故事？我的故事，开始于马恩河，”

        “1914年，我二十岁，是个里昂的钳工。像所有傻小子一样，被保卫祖国、对抗德国佬的口号煽得热血沸腾。

        我们唱着《马赛曲》上了火车，以为几个月后就能带着荣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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