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怪她，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我只剩下自己了。我和很多像我一样的退伍兵，住在廉租房里，靠打零工和一点点可怜的伤残补助过活。

        我们开始聚会，喝酒，骂娘。慢慢地，我们组织起来，要求政府兑现承诺：

        像样的工作，体面的抚恤，医疗照顾。

        我们以为，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它至少该给我们一条活路。”

        说到这里，亨利的眼睛骤然缩紧，手中的烟被捏得微微变形。

        “1921年春天，我们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请愿游行。

        老兵，还有失业的工人，好几千人。我们很守秩序，举着标语，喊着面包与工作、尊重牺牲者。

        我们走到共和国广场附近……” 他停顿了很久，

        “警察来了。

        骑着马，拿着警棍和盾牌，像对付敌人一样冲过来的。”

        “我亲眼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没了双腿的老伙计，举着他仅剩的荣誉勋章，想对警官说话……被一警棍连人带轮椅打翻在地。马匹从他的践踏过去了……他们甚至都懒得看我们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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