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敢再想下去。一种巨大的恐慌攫住了她。

        她一直赖以生存和维持优越感的那个“秩序”——基于对家庭背景的隐秘权衡而形成的班级管理“秩序”，在报纸字里行间透出的强大政治意志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甚至看起来有些丑陋。

        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那套“因材施教”的逻辑，可能并不属于这个新时代所鼓励和允许的范畴。

        接下来的半天，克劳泽过得心神不宁。

        她上课时几次走神，对待孩子们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她试图对每个孩子都挤出更“平均”的笑容，甚至对路德里希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自然而然地和颜悦色，而是带着一种刻意的、略显僵硬的“一视同仁”。

        这种变化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路德里希有些困惑地看着她，而弗雷迪则敏锐地察觉到了老师不同寻常的沉默和闪烁的眼神。

        就在克劳泽被内心恐慌煎熬的同时，教育人民委员会派出的首批联合督导调研小组，已经悄然出发。

        幼儿园的放学铃声，如同往常一样响起，但在克劳泽耳中，却比往日更添了几分催人心绪的急促。

        孩子们像小鸟般涌向校门口。克劳泽勉强维持着秩序，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个身影——卡尔·弗雷迪。

        今天来接他的是他的母亲，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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