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组、扩充太医署。将现有主要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太医署，扩充职能，升格为“太医院”，下设“医学堂”、“药局”、“疫病防治司”等部门。医学堂面向天下招收有志学医之良家子弟，系统传授医学知识（包括基础解剖、生理、病理、本草、方剂，并引入“消毒”、“隔离”等新理念），编纂、刊行统一医典，建立考核颁证制度，培养合格医师。药局负责药材的种植、收购、炮制、储存、研发新药，并制定标准，保证药材质量。疫病防治司则专司全国疫情监测、上报、防控指导。

        二、建立州县乡三级医馆网络。在长安、洛阳设立“中央医院”，各道治所设立“道立医院”，各州设立“州立医馆”，各县设立“县立医馆”，在人口稠密的多、镇，酌情设立“乡间医所”。各级医馆隶属地方官府，但业务上受太医院指导。医馆建筑需符合一定标准（通风、采光、分区），配备基本器械、常备药材。医师由医学堂培养并考核分配，或招募民间合格医者，授予官职俸禄。

        三、推行“基础医疗”与“防疫公卫”制度。官立医馆除诊治疾病，更肩负防疫、检疫、卫生宣教之责。定期发布时疫预警，指导地方清洁水源、处理污物、灭杀蚊蝇鼠蚤。推行“种痘”（李瑾在奏报中含糊提及“预防天花之法”，未敢详言牛痘）等预防手段。对贫苦百姓、灾民、孤寡，实行医药减免或免费政策，经费由朝廷拨款、地方筹措、富户捐赠等多渠道解决。

        四、鼓励医药研究与交流。设立“格物院医科”，招募精通医理、药学之士，结合“格物”之法，研究病理、药理，改进医疗器具（如他正在让人试制更精密的“听诊器”、“注射器”雏形、改进手术刀具），提纯药物成分。鼓励各方医者交流心得，破除门户之见，将有效验方编入官修医书，造福天下。

        奏报最后，李瑾写道：“……此非一时之策，实为长治久安、固本强民之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之健康，乃国力之根本，盛世之基石。设立医馆，看似耗费钱粮，然可减少民众因病致贫、因疫丧乱，可保丁壮、增户口、促生产，实乃一本万利之长远投资。且可收拢天下医者，规范医药，遏制巫蛊邪术，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其利甚巨……”

        武则天看罢，久久不语。殿中狄仁杰、韦待价等人，更是面面相觑，都被这庞大到近乎异想天开的计划震撼了。建立覆盖全国的官立医馆体系？这可比营建新长安、重修水利纲，更加触及根本，更加复杂，也必将触动更多、更顽固的利益和观念！

        “陛下，” 户部侍郎首先出列，脸色发苦，“相王殿下仁心，体恤民瘼，臣等感佩。然则，天下州县千余，若遍设医馆，每馆需营建馆舍，购置器械药材，聘请医师药工，日常维持所耗几何？更遑论对贫者施药免费！此乃无底之渊也！关中甫定，国库空虚，各地皆需赈济，实无余力再行此……此旷古未有之善政啊！” 他几乎要将“劳民伤财”四个字说出口了。

        “陛下，” 礼部一位官员也皱眉道，“医药之事，关乎生死，素为天道所司，医者所掌。民间疾苦，自有医者悬壶，富者施药，此乃常情。朝廷设馆施诊，固然是仁政，然则，是否干预过甚？且医师授官，恐开幸进之门，淆乱官制。医药标准，亦难统一，各地水土不同，病症各异，岂可一概而论？更有那‘种痘’之说，闻所未闻，岂能以万民之身为试验？”

        “陛下，相王殿下于同州防疫治伤，确有奇效，然那乃战时应急之法，不可推之天下常态。” 另一位官员补充道，“且医道精微，关乎人命，非有多年浸淫、名师指点不可。若设‘医学堂’速成培养，恐所学粗浅，庸医害人，反为不美。不若加强现有太医署，令其多编医书，广颁天下，教导民间医者，或更稳妥。”

        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核心无非三点：钱从哪里来？官府该不该管这么细、这么深？速成的医师靠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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