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红将身子埋在了被子里，一阵委屈。

        乡镇的工作说没事就没事，说有事就有可能突然发生什么事，毕竟那么多的老百姓，一旦出事，第一个追究责任的就是包村干部。想自己一毕业就分在了全县最贫穷、交通最闭塞的乡镇，原以为后来一切会好起来，工作总会有个调动和变化的，但十多年过去了，从下坡调到了顺水，虽然名义上是提拨了，但是全县机关干部中那个女的愿意舍家弃子来这荒凉偏远的地方？每每有机关来乡镇检查工作，有女同志的时候常常是向红接待，交谈起来，说起顺水的远，即使是来一次都觉得有些接受不了，就怜悯起向红在这里的种种不便。

        当初和向红一样毕业分配到山区乡镇的几个女的，都已经通过各种关系调回了县城，过起了养尊处优的机关生活，每天上上班，聊聊天，也能照顾上家里，自己何尝不想调回机关呢？但要调动就需要有人给你说话，需要找人，需要求人，这偏偏是她和肖志鹏最不擅长的东西。

        肖志鹏一个大学生，工作十几年依然在他财政所的岗位上，依然是一个科员。每每一有消息说县里要调整干部了，要提拨人了，是她和肖志鹏最烦的时候，有时甚至反感别人在他们面前说起这些，也许对于有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这信息可以让他们提前行动，调动一切关系，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将每一次调整都变成了提拨的台阶，步步高升。但对于没有人脉资源的他们夫妻二人，每一次调整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伤害，都是一种打击。

        象薛金生，比他们毕业迟两年，原先也是分配到了山区乡镇的，薛夫人是金河市人，毕业分配到了宜城做幼儿教师，宜城由于离省城近，成为金河等县市人们毕业的首选地，而由于宜城属于金河市管辖，而金河等西边七县由于地域相近，联系较紧，政界人脉广，在金河市占了绝对的优势，所以，在宜城县，凡与北边七县联姻的人都有可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薛金生的老丈人后来提拨到了市委调研室当主任，虽然不是什么要害部门，但人脉还是很广的，加之近年来到宜城当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大多以前是市直机关的人，以前都在市委大院呆过，一起住集体宿舍，一起吃集体灶的，多多少少每一任都能说上话，薛金生是每一次调整的运动员，一次也没有误下，已经从贫困乡镇转到了顺水乡当了人大主任，而且依然分管着党务等重头工作，下次调整上乡镇长是板上钉钉的事。

        象赵桐，现在已经宣传部的副部长，好几年的正科级了，如果愿意，下来当个乡镇党委书记或到机关当个一把手那是分分钟的事。而且，更让人难已理解的是，现在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什么人有什么关系，似乎在不大的县城机关干部中心知肚明，这样的干部，提拨只是机遇与时间问题，也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没有人觉得不正常，关系已经成为使用干部的第一因素，如果难得有一个例外，人们倒觉得不可思议了，把问题归结为站错队了，或者是得罪领导了。

        而没有关系或不谙关系学的的他们置身于官场上，如同一个人，不会游泳并且没有带救生圈，在水中挣扎着，那种无所适从和不安全感永远地伴随着他们，他们在关系学这门课程中是永远的弱智低能儿。

        在干部调整任用中，下坡乡有的人为了上乡镇副职找到了国务院的关系来促成任用，让向红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同在一个单位，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国务院的关系，通天哪，可能有的充其量也就是国务院下属事业单位的一个小科员，但可以通过省、市向下打点，到县里不就是直接关系了？

        一个宜城商人，早年靠挖煤挖炭赚了钱，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开始培育官场上的关系，在北京投资开了一间酒店，平时领导及家人上去吃住行都在那里接待，俨然是宜城的驻京办。这个老板在宜城也成了神通广大的人物，干部提拨、学生分配工作、教师调动，无一不灵；还有一名本地出去的在北京工作的副处级干部，不身居要职，但时间充裕，担当起了北京宜城联谊会的联络人，当地领导干部（县处级以上）有事，都是通过他在出面，本地领导既办了自己家的事，在北京的本地人也可以通过为领导办事为自己家人、亲戚在本地广开绿灯，所以，官不必大，神通广大即行，店也不必大，切中要害、打通关节就好。

        在向家与肖家前后五辈乃至表表姑、堂舅以至能扯上边的关系中，他们俩就是家族中的亮点，他们能在政府机关上班，当上公务员，是光宗耀祖，祖上有德，他们肩负着家族的重任，他们真的就是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他们要撑起门面，他们能提拨到科级干部，跨入“领导干部”行列也是组织不任人唯亲的点睛之笔。在所有的副处以上领导干部中，他们无一关系，无一近亲。而在以后的工作中，由于单位不是要害单位，职位也不举足轻重，他们也没有发展了新的关系，所以，人到40岁以后的向红，每每想起这些，都有种悲凉感与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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