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对高贵的人，对贫贱的人有所向。即对于高贵的人产生仰慕的情感倾向，也会对贫贱的人产生鄙视的情感倾向。

        人的这种倾向是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遭遇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不但没有消失，却留存在脑际，没有及时的通过教育的方式矫正清除，而后形成了一种认知偏见，成为正确觉知外在事件的障蔽。这些都会障蔽一个人的客观认知，使一个人的认知严重主观化和偏见化，都是一个极为消极地认知模式，使一个人的心智不十分健全，人格不十分完善。要知道，这一所向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现实情景中错的因素、恶的因素、伪的因素、假的因素，等等开始助长，开始膨胀。而现实情景中善的因素、对的因素、真的因素，等等开始压制，开始让位，开始被扼杀。

        事物本来没有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区分，只是在特定的情景中做了人为的确定。但是这一确定，不仅确定了事事物物，而且确定本身被遗留在人们的大脑中，成为新的确定的依据。导致情势变化了，情景变化了，而人们确定的方式却没有变化，使得人们的意识落后于事物的发展，从而对事物误判、错判；出现对人、事、情、理的过分放大或过分缩小。

        鉴于此，教育要变，习惯要变，通过积极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去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模式，进行认知重组，在大脑空间对认知程序革旧布新。

        如何入手呢？

        提倡情势决定论，以情势决定代替价值决定。譬如提倡人的慈悲并没有错，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本来是偏颇的。人的本性本来没有所谓的慈悲和不慈悲，只是人们在不良的环境中学会了自我防御，对外在压力产生了抵制和攻击行为。一次次的防御，逐步使得本来有意义的攻击行为遗留在意识中，开始放大和强化，进而形成了攻击模式。这就是说攻击行为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攻击模式一定是错的。有了攻击模式不该攻击的对象却受到了攻击，因此人们提倡人人要有慈悲心。但是如果抛开情势而谈慈悲，也是偏颇的，就像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一样，是悲剧性的。

        注重情势教育，该慈悲时慈悲，不该慈悲时便不慈悲。人类的不良习气还没有完全消除，人类的感性与理性还不能做到该感性时一定感性，该理性时一定理性，所以仅仅提倡诸如慈悲之类的价值教育远远还不够对付情势变化中的诸多问题。

        用情势的思维置换价值思维是完成认知有效重组的一种方式。做到这一点，就要彻底取消认知深层的各种设限，一切具体应对策略由具体情势决定。一方面，诸如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能没有一个人主观上愿意做好人或者做坏人；也没有一个人整体是好人或者是坏人，只是在某种情势中他做了好人做的事或者是做了坏人做的事而已；另一方面人们不顾忌情势的变化，直接凭借大脑中留存的经验处理不同的事件。

        人之艰难正是不断强化了价值思维而变得蹑手蹑脚和错误判断。而人际的不同完全是重视了价值判断，对不同的人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其实，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是情势决定论的认知方式和理论基础。在情势思维前提下，对于不同的人，用其所用，不用其所不用；好其该好，不好其不该好。这就如同在家中生活一样，做饭时，我们动用锅碗瓢盆，就不能因为遥控板子、椅子之类的没有一时的效用而把它们扔掉。相反，坐椅子看电视时，也不能因为锅碗瓢盆没有一时的效用把它们扔掉。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人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一个人很贪婪，就不能认为他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把他一棍子打死，如果了解他的贪婪品质，把他放在清净的环境工作，他的贪婪就无法得到激活；而一个人勇敢，就让他处在一个需要冲锋陷阵的地方，这叫因人而异，量才使用，避其所短，用其所长。

        人之为人——人之艰险，用认知重组的方式摈弃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偏颇心情，使之个体有了自我觉知，有了现实性直觉，有了自我客体化，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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