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最先着手的是引导高原老百姓开展“诉苦”，然后是“挖苦根”，帮他们算帐，到底是“谁养活谁？”引导他们讨论“为什么农民子子孙孙受苦受穷，而农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来就享福”，“藏政府是保护谁的，是为谁服务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问题。进行这些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让笃信天命的藏人认识到阶级压迫，及那种压迫的不合理。

        新的阶级划分与过去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完全掉了一个个──越穷的地位越高。那种颠倒被非常形象地形容为“翻身”。工作队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和动员群众，并以他们作为建立基层政权的骨干。

        由于那些穷苦藏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引起人们异议。工作队就组织讨论“旧社会谁最有文化”，“谁最了解贫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办事经验，对穷人翻身有好处吗？”等，逐步培养了一个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

        获得底层人民支持是需要有实际利益的，那种利益就是剥夺上层社会，把原本集中于上层的财富重新分配，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层人民的感恩戴德，还可以同时摧垮上层社会，消灭其制造反叛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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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以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等一系列措施，摧毁了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在民主改革中，原属高原政府和寺庙的土地全部没收，上层人士凡参加叛乱的，财产也予没收。按照当时统计，高原贵族和大头人634户，其中参加叛乱的462户，占73。对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采取赎买政策，即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财产买下来。所有被没收和赎买的土地和财产都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争取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拥护，使其成为同盟，在高原却不象在中国内地那样容易。例如在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工作队经常恨铁不成钢地发现，高原老百姓的“阶级觉悟”太低。牧民中的一些最穷者明明是在给牧主当雇工，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宁愿说自己是牧主的儿子，女儿，媳妇，ai人等。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牧工”成分──在新的阶级序列中是地位最高的──他们反而不满地反问：“强迫我承认是牧工是什么意思？”

        高原传统社会有一个独特之处：其社会虽然存在着阶级，并且阶级分化达到了相当水平，但就总体而言却很少有阶级斗争。连那些按照“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观所写的高原近代历史，都很少找得到关于阶级斗争的描述。高原历史通篇充斥的都是上层社会的倾轧，以及藏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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