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到达喇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xi

        g的改编丝毫未动，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高原bao动的参加者。

        当时中国内地已经全面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一国两制”使高原在对比下显得反差极大。为此坐不住的中共高原工委在1956年也决定开始进行在高原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变革的准备，并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高原二千多名汉族干部。

        北京很快制止了高原工委的冒进，把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重新派回高原稳定局面，向高原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高原工作会议上决定高原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

        随后，高原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高原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在高原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周恩来甚至对达喇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

        从这些事实看，当时北京是愿意按照“接口”方式，把“统战”路线继续实行下去的。然而高原却越来越动荡不安。

        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首先发生叛乱，并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刚被安排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达喇，访问印度期间产生滞留不归的念头。驻藏解放军十八军1958年8月28日一份内部简报中的小事例，则可以反映当时噶厦政府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中共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中共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

        这些情况反映出在高原搞“统战”存在的一个问题。作为权宜之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不能在高原得到可以真正立足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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