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让出了上万个干部编制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数万藏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

        高原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是高原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到1989年，高原干部总数中高原族占了666，省级官员中高原族占72，地级官员中高原族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高原族，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高原族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委一把手也是高原族。

        对高原的拨乱反正使高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高原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58，而1994年已经达到90329元。1992年高原自治区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城市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就更大。

        落实宗教政策是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到八十年代中期，高原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恢复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we

        ge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喇嘛僧人重新被当作“统战”对象，优抚有加。各地到处兴修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

        有关材料统计，从1980年到1992年，高原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专署，共拨款2。6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中央政府拨款5300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中央政府拨款6406万元，hua

        g金614公斤。为了促进高原宗教恢复，当时的高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伍精华甚至身着藏装，亲自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并通过电视播放到整个高原。

        对宗教还存在的一些限制只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几乎不受任何干涉。即使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相当长时间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上放任自流。

        1984年召开的第二次高原工作座谈会曾决定高原“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到1992年，修复开放的寺庙已经是1480座，1994年8月的统计则达到1787座。整个高原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94年8月的统计为46400人（其中和尚42500人，尼姑3900人），达到高原总人口2。藏北索县西昌乡1900多人就有180多个和尚和尼姑，比例接近10。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时代的高原政策都已经达到相当开明的程度，堪称中共进藏以来最好的状态。

        第八章：走下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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