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州，厢军军营

        梁绍辉和任洪二人正相对而坐，此时的他们已经从朝廷送来的邸报上得到准确消息：此次朝廷委派到曹州，为厢军事变善后的是那位刘挚刘大人。对梁绍辉和任洪而言，刘挚的品级太高，已经高到了需要二人仰视的地步。朝廷派如此重臣前来曹州善后，可见对项寿等人之死的重视。可以预想刘挚到曹州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系列极为严苛的审问和追责。他二人这会儿碰面不为别的，正是为了商讨如何应对即将面临的这个局面。

        任洪身为厢军中人，而且又是项寿死后曹州厢军的实际掌控人，他很清楚，刘挚到曹州后，一定会找人查问项寿等人之死的相关细节，而自己在他要找的人当中，绝对是位列前茅的。

        至于梁绍辉，虽说他只是个知州，看起来似乎和厢军之事扯不上直接关系，但他在厢军出事之初，就孤身进了军营，一直到今天都还没离开，加之送到汴京的那份公文又是出自他的手笔。如果说任洪一定会被刘挚找去“单独谈心事”的话，那梁绍辉肯定也一定难以幸免。

        何况这位知州大人还想趁着这次刘挚来曹州的机会，和这位刘大人拉上一些关系，有了刘大人的关照，他以后的官途可就能顺遂多了。梁绍辉和任洪的区别在于，如果说任洪在这次事件中功过各半的话，他梁绍辉则是有功无过。这次任洪要是能全身而退的话，就已经算是他平日里烧高香了，而梁绍辉则不同，他可以凭借在此次事件中立下的功勋，在仕途上向上迈一大步。

        不过不管是任洪现在一心想的全身而退，还是梁绍辉想借机升官，都得取决于曹州之事最终能否顺利地善后。而解决曹州之事的关键就在刘挚身上，这也是二人此时此刻会郑而重之地聚在一起商讨的原因。

        二人聚在一起足足商量了两个时辰，总算是把应该对的口风都对完了。只有二人口径一致，待日后刘挚查问起来的时候，才不会出现同一件事二人的描述却大相径庭的尴尬状况。他们现在算是同坐一条船，正是需要二人同舟共济的时候，因此很快就一些重要细节达成了一致。

        例如，在项寿被杀后，任洪是如何地临危不乱，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掌控了军中全局的；而梁绍辉又是如何在得知项寿被杀，厢军军心初现不稳的时候，不顾自己身无缚鸡之力，毅然决然地孤身入军营，稳定人心并顺带着帮任洪识破凶徒的。总之，依照梁绍辉和任洪商议的结果，二人算是各得其所，是一个“共赢”的局面。至于厢军中的其他武将，任洪自信有足够的手段让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向刘挚讲述项寿被杀那天，这座军营里所发生的一切。

        梁绍辉和任洪现在所做的事，说得严重点可以称之为欺上瞒下，但不可否认，这是大宋官场现在通行的潜规则，也是生为官场中人所必须具备的生存自保之道。其实从梁绍辉和任洪在厢军中出现大变之后的表现看，这二人都算得上是良才能吏，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做那些普通官员们都会干的事。说到底，这和一个官员是否能干无关，和官员清廉与否也搭不上边，纯粹是一个“社会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在作怪。

        等梁绍辉和任洪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刘挚也已经快到曹州了。对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完成朝廷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不负天子之信重，从汴京到曹州这一路行来，刘挚已经考虑得差不多了。

        刘挚十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他托庇于祖父母才得以读书，并走上科举之路。不过他的这条路走得并不十分顺遂，一直到三十岁时，刘挚才中了进士。从三十一岁到四十岁的十年时间，刘挚都在地方上做官。到他四十一岁上，刘挚才在当时的宰相韩琦推荐下，得以进入朝廷，并成为馆阁校勘。之后第二年，他又得到了王安石的赏识，得任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监察御史等职，从此走上了仕途的“快车道”。

        不过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之后，因为对新法持不同意见，刘挚就被贬为衡州监管，而这个官职的主要职责是管盐仓。也就是说，刘挚以火箭般的速度被提拔到了中央，却又飞快地被贬官了。不得不说，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一般人是绝对受不了的。至于他对新法有何不同意见，史书上的记载很简单：“挚主张渐变，反对暴变”。说得明白一些，就是刘挚认为新法推行的速度太快，他认为变法应该徐徐推进，让百姓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实事求是地说，刘挚的这个意见还是很切合实际的。可惜王安石在推行变法时，遇到任何不同意见，不管意见是否正确，基本都不予采纳，而对持不同意见的官员则一律贬官了事。可谓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点也不留情。这也是新法到最后，渐失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五年之后，王安石被神宗罢相，只能退居江宁，刘挚才得以回朝任职，为神宗的元丰改制做准备。可到五十四岁的时候，他再次被罢官，这次比较狠，朝廷给刘挚的安排是三个字：“归乡里”，也就是回乡种田。

        刘挚在老家安安静静地当了三年农民，在神宗死前一年，也就是元丰七年的时候，他重新回到了大宋公务员的队伍中，成了一个地方的知州。高太皇太后上台后，以最快的速度把刘挚召回了朝廷，从吏部郎中开始做起，到元佑四年的时候，刘挚就已经是中书省的门下侍郎了。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挚就完成了从农民到高官的转变，现在的他，离宰相之位仅有一步之遥，这也是吕大防要对付他的根本原因。

        从刘挚的官场履历可以看出，他已经经历了三起两落，可以说饱尝了官场的冷暖，因而对地方官员对付朝廷的那一套把戏也十分熟悉。刘挚知道，曹州之变距今已经这么多天了，不管是曹州的文官还是厢军中的武将，都有足够的时间去掩盖一些对他们不利的事实。自己如果依照正常渠道去了解情况，那么自己得到的，十有八九是他们粉饰过的“真相”。这并不能达到刘挚此次来曹州的目的。

        刘挚这次到曹州来，是想从源头上了解此次厢军生变的原因，不是仅仅为了安抚军心而来。作为文官，他对武将存在着天生的反感和不信任，尤其痛恨那些不守大宋律法的武夫。在刘挚看来，这是大宋内部最大的隐忧，这些人对大宋造成的危害不在辽国和西夏之下，甚至犹有过之。

        至于如何破解地方官的那些伎俩，经过这么多天的思索之后，刘挚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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