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挚准备用来对付地方官的办法，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临之以威，各个击破。他知道自己如果想从他们口中得到曹州之变的真相，不用点手段是不行的。对厢军的普通士卒固然要以安抚为主，但对那些武将们则大可不必。相反还要“临之以威”。

        而这次厢军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惨案，无论其根源来自何处，但至少有一点，是那些武将们怎么遮掩都掩盖不了的：那就是厢军的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了，且别说战力退化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甚至连一支军队最基本的警惕性都快没有了。何况这些武将对自己麾下士卒的约束力也明显不足，不然区区数十人的一群乱兵，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就将一军主帅杀死，而且还是在中军帐内动的手。

        大宋朝廷对武将一直以来都很严苛，远不如对文官那么宽松。就算那些武将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朝廷平日里都像防贼一样地防着他们，何况现在武将们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纰漏，这等于是他们自己把整治的把柄送到了朝廷手上。即便这次他们补救得尚算及时，可终究还是免不了要被惩处，顶多就是朝廷的鞭子打下来的时候，力度上会轻一些罢了。

        这并不是刘挚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朝廷百官的公议，就连对武将并无偏见的赵煦也持这种意见。那些武将失职在先，朝廷如果不对此做出应有的反应，整个大宋的纲纪何在。所谓军心，朝廷更看重的是士卒之心，而不是武将个人的。况且如今又不是兵归将有的五代十国时期，在大宋内部，朝廷一点也无需担心那些武将会因心怀不满而萌生反意。

        即便是得士卒爱戴如岳飞者，在他被冤杀后，他的那些旧部也没有一个起兵造反的。但这不意味着武将们对大宋有多忠心，而是他们即使舍得一身剐，起兵造反了，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两宋三百多年间，因为军队待遇太差或者武将对自己的官位不满等各种原因而引发的兵变并不少见，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连能坚持较长时间，真正能让朝廷重视的都没有。究其原因，这可绝非是简单的“气运”两字所能概括的。

        在大宋开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就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把兵权从他的那帮老哥们儿手里收了回来。在这之后，他又将兵权进一步细分，分别交由不同的中央机构负责。不过就算这样，赵匡胤还是觉得不放心，他开动自己那天才的大脑，设计出了一套叠床架屋式的政府机构，其复杂程度可称历朝之最，而这种组织架构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军队归属的极度模糊。

        如果没有皇帝的直接授意，朝廷里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调动哪怕一支军队，至于武将，那就更别想了。这才是大宋历经三百余年，武将作乱注定失败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制度上的保证，朝廷才有底气把那些原先牛气哄哄地武将打落尘埃，对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一点也不用手软。

        既然要对付的是一群没有能力威胁到朝廷的武将，刘挚要对他们“临之以威”那真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在大宋朝，文官天生就比武将地位高，即便是两位相同品级的官员，文官也能稳稳地压武将一头。如今刘挚的官位又远远地高于曹州城所有的官员，再加上他手上又有赵煦授予的“便宜行事”的圣旨，他要是还摆不平那帮武将，那才是件咄咄怪事。

        真正让刘挚觉得难办的，是如何对付像梁绍辉这样的地方官，他可以用自己的官位和皇帝授予的圣旨稳稳地压服那些武将，但这招对同时文官的梁绍辉就不那么管用了。虽然刘挚的品级远在梁绍辉之上，可梁绍辉要是决意向他隐瞒些什么，只要用一招闭口不言，刘挚就很难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信息。根据刘挚这么多年的官场经验，一个地方官把朝廷派来的官员玩弄于手掌之中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刘挚可以肯定，在他到达曹州之前，厢军的武将和曹州的地方官出于自保考虑，很有可能已经提前串好了“口供”。刘挚在地方为官多年，对这些惯用的伎俩，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刘挚也很有针对性地在心中打定了将他们“各个击破”的主意。曹州的地方官和武将加起来，人数可着实不少。就算他们事先统一过口径，但要做到这么多人都众口一词，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刘挚到曹州之后要做的，就是从这些人中找出破绽，然后以此为据，抓住不放，乘机撕破他们订立的的“攻守同盟”，然后再各个击破，从而让这些人彻底放弃隐瞒自己的打算。只有如此，他才能从这些人的口中查出曹州之变的真相。

        在离开汴京之前，刘挚看过梁绍辉送给朝廷的那份公文，他从中敏锐地察觉出了一点：写公文的人看似很完整地向朝廷交代了厢军生变的整个过程，但对士卒为何会暴起杀人却只字未提。按说人犯既已被擒，那从他们口中问出一份完整的口供，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梁绍辉在给朝廷的公文中，却避而不谈，这让他觉得有些怪异。

        刘挚猜测，造成这种怪异情况的，不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人犯确实是守口如瓶，地方官和武将们一时之间还拿不到切实可信的口供；还有一种是，其实人犯的口供已经拿到了，但出于种种原因，地方官和武将们却刻意隐瞒不报。刘挚觉得，后一种的可能性明显要更大一些。

        如果被他不幸言中，地方官和武将们是有意对朝廷有所隐瞒的话，那就意味着曹州的事，远没有现在看上去那么简单，也远没有到可以善后的时候。想到这里，刘挚心里倍觉忧虑，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写封奏折，提醒一下官家。至于当朝宰相吕大防，他对此人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这不完全是因为这次吕大防设局坑他，更重要的是，刘挚心里明白，就算他能不计前嫌，以国事为重，将自己的推测写信告诉宰相大人，换来的恐怕也只是吕相爷的一张冷脸。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自讨苦吃。更何况从官家给他圣旨的举动中，刘挚隐隐约约地觉得，吕大防这个宰相，恐怕也做不了太久了。

        就算官家是一个只有中人之姿的皇帝，在知道自己的宰相数次视国事为儿戏后，也断然不会再容他。之前吕大防“任性”地告病已经惹得皇帝老大地不满意了，如今又加上这次的有意陷害，官家既然能出手帮刘挚，就表示皇帝已经得悉了此事的内情。既然上次皇帝能让御史出面弹劾吕大防，那这次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如此看来，吕大防还能继续安于相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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