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植田令”推行的形势得到扭转之后，赵煦分出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三年一次的殿试上。就在赵煦埋头推行“植田令”的这些日子里，苏轼秉承他的旨意，已经顺利地进行了一次春闱，彼时的赵煦没有精力去注意那些未来的天子门生。现在“植田令”的事已经上了轨道，赵煦就能把注意力转到即将举行的殿试上面。

        科举自隋朝至大宋朝，已经实行了四百多年，关于科举的各种规矩已经很完善了。特别是大宋开国后实行了“糊名制”，堵上了生员作弊的一大漏洞，从考试程序上，科举可以说已经相当完整了，至宋以后数百年，关于科举的制度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赵煦现在唯一能发挥的，就是给他们出一个殿试的题目。

        其实在春闱考试结束之后，苏轼就已经给赵煦呈上了此次殿试的题目，但他看过后，并不十分满意。对他来说，此次科举的第一轮考试，他可以不多加干预，因为那只是帝国人才的第一次选拔，是一个“沙中淘金”的过程。而如今能参加殿试的，可以说个个都算是人才，赵煦就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再说由天子决定殿试的题目，这也是本朝开国后，历次科举的惯例。所谓天子门生的称谓，正是来源于此。

        之前苏轼报给赵煦的题目，虽然也能用，但太过四平八稳，离赵煦的标准还有一些距离。赵煦想了很久，才拟定了殿试策问的题目：“治国之道，何者为先”。赵煦担心自己的学识不够，生怕出的题目会贻笑方家，为了免于出丑，赵煦还特意征求过苏轼的意见。直到苏轼看过觉得这个题目可行之后，赵煦才决定就以此为殿试的考题。

        赵煦知道，这个考题并不比原先苏轼报上来的要高明多少，也许还略有不如，但他不是想考进士们的才学，既然能进入殿试阶段，这批人的文采肯定不会太差。赵煦是想通过这个题目看出这些年轻人的品性。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开始，凡是自居正统的朝代，总是以孔孟之学为治国的根本，大宋更是如此。但现在赵煦想要提拔重用的人才，却不是把孔孟之说奉为圭臬的那种人，而是会随着世易时移，能适当地调整自己政治理念的人。

        说得再直白一点儿，赵煦要选拔的是对新法不心存偏见的士子，参加此次殿试的这批人中，如果有哪位能在策问中透露出自己对新法有所推崇的话，那对赵煦来说，就是意外之喜了。也就是说，他这次殿试考的其实是士子的政治态度正确与否，而非学识的多寡。大宋从来都不缺少饱学之士，何况此时稳执天下文人牛耳的苏轼就在朝中，赵煦不必舍近求远地再去从那帮年轻人中选拔文学之才。退一步考虑，如果日后朝廷有需要，光是苏轼门下的那几名弟子就已经很足够了。

        到了殿试的那天，赵煦驾临集英殿。此处从神宗熙宁三年开始就成了大宋专门用来举行殿试的地方。除了皇帝是殿试的主考官外，还有很多大臣在殿试中负有职责。他们要分别承担编排、封弥、誊录、校对等一系列工作。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对考生的试卷进行考校和评判，分别由初考官及覆考官承担，一般只有朝中六品以上的文臣才有资格担任此职。

        赵煦到集英殿的时候，参加殿试的考生早已进殿。诸多大臣也已经就位，就等皇帝驾到，殿试就可以开始了。赵煦当皇帝已届四年，对在一些公开场合里皇帝要讲的那些官话已经很熟悉，自然不会怯场。

        赵煦高坐于御座之上，对阶下的考生和百官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考生和百官则个个低头侍立，此刻集英殿中的气氛格外庄严而肃穆。赵煦心想：“这就是大宋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了，后世我连进考场的机会都没有，可现在手里却握有能决定这些未来公务员命运的最高权力，人生至此，夫复何求。”赵煦在心里瞎感叹，却不知底下官员在暗暗着急，殿试的每一个步骤都规定了时辰，现在应该是皇帝宣布殿试开始的时候，可皇帝虽然人已经到了，但却一言不发。这就让在场的官员们为难了。谁也不知道此时的皇帝为什么不开口。最后还是苏轼仗着自己帝师的身份，用一声咳嗽把赵煦从那些思绪中拉回了现实。

        赵煦知道，他刚才的走神让这场殿试的开场时间变得很紧张，所以他没有再浪费时间去说鼓励考生的那些套话，而是直截了当地宣布了此次殿试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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