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在朝堂上当着一众文武的面向皇帝请立宰相，赵煦心里暗暗觉得，此人真是利欲熏心到了一定境界，若非如此，堂堂吏部尚书，怎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出此昏招。苏颂大概以为在吕大防之后，宰相之位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吧？想到此处，赵煦认为是时候让苏颂，也让群臣中有跟他同样心思的人清醒一下了。

        赵煦庄容对苏颂言道：“宰相之位应属何人，朕心中已有成算，之所以时至今日还未公之于众，实是事出有因。何况这几日朝廷虽没了宰相，可政事堂的几位股肱之臣尚在，政事并未受到影响。卿谏言请立宰相，虽出自公心，然操之过急矣。”苏颂听到赵煦这么说了之后，饶是他为官多年，也不禁老脸一红，当下不敢多言，只是诺诺而退。而群臣当中也响起了些许私语之声，有些大臣还用目光进行了一番无声的“交流”，脸上也露出些许揶揄之色。

        苏颂知道，皇帝说话的口气虽然还算温和，但话语中对自己的警告之意却已经表露无遗。看来自己此番的举动，的确是太过心急了。不过他对自己能成为宰相的信心，并没有因为官家的这番话而产生动摇。

        赵煦用短短的几句话就暂时“摆平”了苏颂，他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向群臣宣布新任宰相的人选，除了刘挚此时并不在京城这个原因外，还由于他即将颁下一道圣旨，用以彻底平息曹州之事。赵煦认为，他将要颁下的这道旨意，在群臣之中会遭遇到一定的阻力，而朝廷眼下没有了像吕大防那样，敢和皇帝对着干的宰相。其余的群臣在得知圣旨之后，即使有心反对，其所能形成的声势也必定会大不如前。

        在苏颂回到大臣班列之后，群臣又向赵煦禀奏了几件无关紧要的政事，之后赵煦就将朝会散了。他这是吸取“植田令”的教训，不准备在朝堂上公布重大决策，以免再次陷入和群臣的口舌之争。赵煦也“学乖”了，他准备来一次低调行事，最好在一般朝臣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曹州的事情给了了。

        元佑五年六月中旬，赵煦命内侍给政事堂的那几位大臣送去了两张便条。当时在政事堂轮值的是范纯仁和苏辙，他们拿到这两张便条后打开一看，顿时面露异色。他们谁都没想到，官家之前推行“植田令”的态度如此坚决，甚至不惜将吕大防这个宰相赶下台，但现在却悄无声息地转变了态度。只见一张便条上是这么写的：“字谕刘挚及曹州任洪，军中出此大逆之事，朕心甚感震怒，此事足见诸将平日有亏职守。朝廷有此目无军纪之士卒，诸将皆有罪责，着刘挚按律拿问。朕旨到之日，所擒人犯可予以就地正法，无需再押送京城；曹州厢军交由任洪就地整肃可也，望卿勿负朕之厚望。”

        而另一张上则写着：“旨到之日，曹州厢军农垦之事即告终止，已开垦之田特准分予军中士卒，朝廷予以免税三年，得地之士卒，皆需转军为民。待诸事毕，刘挚即回汴京，朕有重任侯焉。”

        这两张纸上所写的篇幅都不算长，可里面的内容可着实不少。范纯仁和苏辙看过之后，马上明白这是官家对曹州厢军的处置举措，之所以现在用“便条”的形式交到他们手上，一半是征求他们的意见，一半也是起到一个告知的作用。如果他们没意见的话，这两张便条上的内容估计很快就会在经过中书舍人的润色之后，正式成为两道圣旨，并以最快的速度被发往曹州。

        范纯仁和苏辙看过之后，聚在一块儿商议了许久，最终签上了各自的姓名，交给了专门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他们这次很配合，一点反对的意见都没有提。范纯仁和苏辙心里都很清楚，官家对曹州之事的态度大抵就是如此了，就算他们再怎么反对，也不会有所改变。通过吕大防被闪电罢相的事，这位官家的行事风格已经在群臣当中展露无遗。天子绝不像他亲政之初表现得那么人畜无害，而是酷似神宗践祚之初所展露的那种做派。

        凡是这类君主，大都天资极好，除非他推行的政策，在现实面前受到极大地失败，不然是很难听得进臣下的谏言的。现在这位天子所推行的“植田令”，虽说在厢军中受到了一些波折，但要是说到失败，则未免言之尚早。所以现在无论臣下如何谏言，恐怕都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吕大防的迅速去位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正是基于这个共识，范纯仁和苏辙才会在短暂的商议之后如此爽快地进行了副署。当然，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二人一致认为：一味地安抚厢军不是朝廷应该采取的御下之道。而赵煦的举措，称得上是恩威并施，的确值得一试。不然，苏辙倒还罢了，范纯仁绝不会如此轻易地屈从于皇帝的意志，哪怕有吕大防的前车之鉴也一样。他毕竟是老范的儿子，不是一般的趋炎附势之徒。

        在听到自己派人送去的两张便条都已经得到政事堂大臣的副署之后，赵煦心里还着实奇怪了一阵子。也许是因为之前受到了太多群臣的掣肘，如今大臣一下子变得如此配合，他反倒有些不太适应了。不过眼见自己的意志能够顺利地变成至高无上的圣旨，并将很快在这个国度里贯彻到底。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一道旨意而改变他们原先命运的轨迹，这种感觉真的很不赖。赵煦当皇帝的年头已经不算短了，但有这种感觉尚属首次。

        虽说之前推行的“植田令”也让这个帝国中的许多人为之奔走劳作，甚至还让诸如项寿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植田令”推行得远不如这次顺遂，赵煦虽在朝堂上占了上风，但这中间的过程一点也不顺利，所以并没有带给他哪怕一丝成功的喜悦，可以说留给赵煦的只是吃力和疲累，因此根本不能和这次相比。

        其实范纯仁和苏辙料错了一点，赵煦这两张便条上所写的，并不全是他自己的举措。其中对张闫进等一干人犯的处置就属于追认性质，是在给刘挚“补票”。因为实际上，张闫进等人在厢军中人忙着分粮饷的时候，就已经被刘挚悄无声息地派人“做”掉了，连赵煦都是在苏轼向他禀奏那天才得知的，那时张闫进等人早已魂归黄泉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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